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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勞動工作，做家屬工作，做群眾工作，覺得也有好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更倒黴了，活下來都很困難，自然不會想到寫作。我只想將來問題能解決，我希望陳明的政治處境能比我好一點，我能當一個養雞隊隊長就滿意了。坐在監牢裡的時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塊，在鋪板上擺著。擺什麼？擺想象中的養雞隊的規劃：那個地方是雞舍，那個地點是運動場；要用多少人；飼料隊，打魚隊等。我沒有再當作家的希望或計劃。最為難的時候，我就想：如果陳明每個月能夠拿60元或80元的工資，我就靠他吃飯，我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就把沒有完成的小說寫一寫，不管寫得好不好。藏之名山，沒有名山就藏之抽屜裡，將來或許有人覺得這個小說寫得還可以，等我的兒子或孫子們幫我拿出來出版罷。
“在座的同志中也都常常關心地問我：你在南京怎麼樣，你在那裡有什麼問題沒有？你在那裡為什麼拿那麼多的錢？為什麼國民黨不殺你？你為什麼那麼‘自由’呀？現在我要寫，我要把這一‘謎’揭開，讓關心我的同志們、朋友們放心。我要寫的另一本書是《風雪人間》，我要寫我在北大荒的12年，加上坐牢的那5年。我要寫我所遭遇的風雪，和我感到真正的人間溫暖；就是因為有人間的溫暖，才能抵抗住這樣的風雪。這次你們討論我的創作，給了我很多誇獎，我是受之有愧的。我沒有那麼偉大，我也不是那麼了不起，我無非就是一個當兵的，當了一輩子的兵，是文藝戰線上的戰士；需要戰鬥到什麼時候，就戰鬥到什麼時候。我就是這麼一個小兵。前兩天，有一個同志說，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一個好士兵；但是我不想當將軍，我怕當將軍，當將軍太麻煩，我沒有那樣的興趣，我永遠是普通一兵。你們講了很多好話，我聽了除了慚愧以外，沒有什麼太多的歡喜。但是，我感謝你們，我覺得你們說我的好話，著眼點不在我個人，著眼點是在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文學道路，在我們黨的文學事業上。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以後更不容易有大的成績了，因為我已經80歲了。你們把80歲當好事，我們把它當壞事。如果現在我是70歲，60歲該多好？80歲，就意味著我的時間很短了。你們祝願我長壽，怎麼能長壽呢？長不了多少了。（大笑）我只能利用這很短的時間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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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篇作品（1）
很長一段時間內，丁玲因為在30年代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監禁這一段經歷，遭到誤解，蒙受誣衊中傷。黨性很強的丁玲，從不公開辯解。直到中央組織部作出為她徹底恢復名譽的決定後，她才說：現在我有責任把這段經歷記錄下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了。
歷史的誤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時間最長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擔任“左聯”黨團書記，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時，被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幽禁在南京這段事實。陳明回憶說：早在1943年延安整風審幹前幾年，康生就蓄意在這段本來已經很清楚的歷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臉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當時曾為此事去棗園見過毛主席。丁玲記得當時毛主席還爽朗地笑著對丁玲說：“你逃出南京國民黨監獄，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據地來，你到保安我就寫了一首詞歡迎你嘛！你還記得麼！‘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嘛！是黨設法營救你出來的，這一段歷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組織部找陳雲同志談談就可以了。”毛主席還曾對丁玲說過：“你不要只到我這裡來，你還要到康生那裡去一下。”丁玲不解地問：“我跟康生有什麼關係呀？我去他那裡幹什麼？我和他風馬牛不相及。”後來，丁玲才弄明白，原來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鍋”。1979年，有關方面為錯定丁玲是“丁、陳反黨集團”頭目、錯劃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復了她的黨籍。但是。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務綁架關押的這段事實，尚未作明確結論，留了一條不長不短的尾巴。
關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讀者，在多少次交談中，在電話中，在書信中問起這件事，都替她鳴不平，希望她站出來，把真相告訴國內外讀者。她感動，她感激，但她對陳明說：“這些年來，有人向我頭上潑了不少髒水，但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寧可受委屈，黨還沒有為我這段歷史做結論，我就不能揹著黨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糾正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中央現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為自己個人的這個問題，去麻煩中央，我相信會很快得到公正的解決。”
丁玲剛從廈門回到北京，就有喜訊傳來。她接到中央組織部的電話通知：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