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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的人，到了此際，也該意懶心灰，氣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奮起“飛蛾撲火”的精神，“振翅飛翔”，堅持到底，決不示弱，就像她自己所描繪的：“我這棵小樹並沒有枯掉，仍然在風雨中站著。”這種鋼鐵般的意志，在中國古代女作家中是找不到的。
永不消逝的活力（6）
古人有言：“文如其人。”文品與人品之間雖不能簡單地劃個等號，但一個人的性格特徵無論如何總會反映在作品風格之中。丁老的性格，除了剛強之外，還有刻意求真，決不因怕觸犯忌諱而回避生活真實這一特點。她因此吃了不少苦頭，早期的作品如《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期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都成為人們批判她的好材料，甚至成為給她戴上“叛徒”帽子的好證據。關於前二篇作品，年紀大的人都知道這些是反映“五四”時期剛擺脫了封建禮教枷鎖的婦女們的苦悶心情的，當時的確有過這樣的婦女，雖然人數還不多。作品寫得很有力量，儘管還有些不足之處。
丁老從二十幾歲起開始寫作，一出手便顯示驚人的才華。她的語言風格是多樣的，修辭學書中所標舉的“八體”（簡約、繁豐、剛健、委婉、平淡、絢爛、謹嚴、疏放），幾乎都可從她的作品中找到範例。我不想細談這一問題，我要指出的是，她的語言風格的形成主要不是靠人為的努力，而是靠她心中蘊藏著的兩股天然的活力，即光與熱。光是理智之光，熱是感情之熱。憑著這兩股力量，她可以自由自在地運用各種不同風格去表現五光十色千變萬化的客觀事物。丁老是小說家，但也擅長寫散文。丁老的散文作品，依我看，以《一個真實人的一生》、《“牛棚”小品（三章）》和《我所認識的翟秋白》三篇為最佳。第一篇是紀念胡也頻同志的，情真語切，血淚交迸，在我國文學史上只有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可與比肩。第二篇以絕頂傷心的人話絕頂傷心的事，是血淚文章，也是春秋史筆，燃犀照怪，永垂鑑戒。第三篇記一個有巨大才華的革命家的一生，不隱諱其缺點，但也敢於替他辨###曲，真可謂不負死友，作者的膽識在這篇文章裡表現得格外鮮明。在上述最後一文裡，丁老鄭重宣告：“我還要以我的餘生，振翅翱翔，繼續在火中追求真理，為謳歌真理之火而死？”一個年登大耄、艱苦備嚐的老人有此勇氣和活力，實在令人欽佩。
廈門大學的丁玲創作討論會開了7天。在6月20日下午的閉幕會上，丁玲作了長篇發言。她說：“我得知一些同志在講話中對我的讚譽，我很不安。昨天有同志問我過去怎會想起寫文章的？我回答說：我當初沒有想過，原來根本不曾想過要當作家。在座的徐霞村先生可以證明吧。1926年我在北京，徐先生等和胡也頻搞無須社，我是不置一詞的。當時無須社有於賡虞等一些作家。那時，年輕一些的作家都走了，南下了，留在北京的有沈從文、胡也頻、於賡虞等人；女作家有黃廬隱、石評梅、陸晶清等，他們經常聚會。徐先生那時到法國去了。我從不參加他們的聚會，因為我沒有想要當作家，我沒有想要擠上去。我只像一個新戰士，想投奔革命。因為，我先前在上海曾經有很好的條件，我的很多老師都是布林什維克，他們有的要介紹我參加黨，參加團。當時我很幼稚，我不願意做一個淺薄無知的人，我想先讀一點書再說。後來我到了北京，與他們失掉聯絡，他們都上廣東，參加北伐戰爭去了，想找也找不著。沒有辦法，我擱淺在北京的沙灘上，非常苦悶，這才拿起筆來。後來在上海，胡也頻參加左聯，我也參加了左聯。後來，1932年，也頻同志被國民黨殺害以後，我認為我自己應該成為一個戰士，踏著烈士的血跡，只能前進，不能後退，我只顧衝上前去。結果我就衝上前去了。
“回顧我這一生，有很多時候我可以坐下來寫文章。我很想寫一部農民鬥爭題材的長篇小說，但是，因為工作需要，我把寫作放下了。全國解放了，我留在北京工作了很短一段時間，這以後的情形，我就不講了。現在有的老朋友問我，你到底下去勞動了，你是什麼心情呵，是否感到有委屈？我說我參加勞動，沒有感到委屈。過去也勞動，在延安也參加過勞動嘛。勞動有什麼不好呢？什麼人都應該勞動，那麼多人都在勞動，為什麼我不能勞動呢？在人人都參加勞動的單位裡，我坐在房子裡是很不安的。我那時的想法也很簡單，我想，多則二三年，二三年後我再回黨裡來，就可以寫作。過去也有很多人被開除黨籍，也有的是錯案，改正以後不就回來了嗎？我們下去幾年，有什麼了不起呢！哪裡曉得一下去就是20多年！20多年來，我在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