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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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8）

未婚母親再嫁人是件難事，有時她們會提出為對方提供經濟補償來引起男人的注意。以馬爾泰為例，她是一個年輕的女貴族，不小心懷上了一個僕人的孩子；她堅持要有一個男人來滿足她的性需要，她的家庭就出去為她找了一箇中意的丈夫。沒想到他們找的這個男人卻是一個畜生：他利用了她的“罪惡感”，他不僅欺騙她而且還對她*待。最後，她提出離婚，但是又一次遭到了她天主教親戚的反對。那個被送給保姆撫養的小孩也在四五歲時夭折，沒有一個人為他感到悲哀。事實上，死亡就是私生子最終的歸宿，沒有人想要他們，他們也得不到關懷、得不到愛。據調查，有50％的非婚生嬰兒在一年內死亡。直到人們認識到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期間出現的所謂出生率危機（出生率下降），國家才頒佈法令來制止潛在的人口減少危機。國家為未婚母親提供經濟援助，標誌著法國家庭政策的正式實施，儘管開始時這一政策對於接受經濟援助的母親的名譽恢復並沒有起多大作用。許多已經遭到遺棄的嬰兒本來也應該得到幫助，但卻遭到社會救助機構的歧視。

私生子的出生是一個未婚母親永遠難以洗雪的恥辱，對她的孩子來說也是一個難以拭去的汙點。私生子對誰都是一種恥辱。在熱沃當的鄉村，當地居民對私生子有各種各樣的稱呼，“尚皮斯”（流浪兒的方言）就是其中一種，他們被視為潛在失業者，因此人們也就按這樣的看法來對待他們。從孤兒院到教養院的道路是一步一步踩出來的。公社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待這些棄兒就像對待他們不道德的母親一樣殘酷。

非法私生子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因此一些自傳體小說好像是專門為了保護作者罪惡的秘密而寫的。許多非婚生、身份後來被合法化的子女在他們的後半生得知他們出生的秘密後，感到又委屈又氣憤。知道自己的私生身份往往會導致他們長大後對自己的祖先進行瘋狂猜測。

19世紀初，奧羅爾？薩克斯姆迪潘把他兒子莫里斯的私生子希波呂忒？夏蒂朗撫養成｜人，沒遇到任何問題。希波呂忒一生中一直被作為喬治？桑德的同父異母兄弟來看待（除了在遺產分配時）。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私生現象遭到了更為嚴厲的譴責。毫無疑問，嚴厲的譴責致使嬰兒的私生率下降，從而提升了婚後合法生育的比率。

因為把家庭描繪成“遺傳資本”的說法日漸廣為流傳，所以人們對於結婚和生子的焦慮也相應地增加了。但人們又為生出畸形兒而擔心，因為畸形也被視為間接的罪過。例如，《大眾科學》雜誌幾乎每頁都刊登有“怪物”的照片；例如，《自然》雜誌也對產生畸形的事件有大量的報道。這些奇異的形體讓人更加恐懼，因為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具體的原因。難道這不正反映了存在某些潛在的病態嗎？還有一些奇聞軼事，諸如斯皮茲納博士的解剖學博物館吸引了大量神經緊張而又入迷的人群。人們有時專門避開身體有缺陷的人，而有時又對這一種行為進行強烈譴責，理解他們作為一個受害者的痛苦，認為這簡直就是一種無形的犯罪。而一個身體有缺陷的小孩往往被視為障礙，成了眾矢之的。福樓拜的一個記者，尚特彼小姐在1858年7月17日寫的一封信中告訴他，有一個名叫阿加莎的小孩受到了她父母的虐待，因為她有殘疾，“她的臉沒有異常，只是她的身體有殘疾，脖子上頂著一個巨大的腦袋。”她經常捱打，遭到羞辱，還經常赤著腳沒有鞋穿，最後據說患上了神經病。

家庭生活（9）

梅毒被認為是造成畸形兒的罪魁禍首。因此準備結婚的新郎新娘的健康狀況成為大家關心的問題。如果檢查發現缺陷，那麼羞恥或許憤怒就會隨著產生。這樣的不幸會在家庭內部傳開，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越來越神秘。卡羅琳？夏塔爾利奧勒就在布瓦洛的家庭通訊中找到這樣一個例子。歐仁？布瓦洛的母親埃梅？布朗德，由於她的嫁妝不夠而導致了一次失敗的婚姻。她開始起來反抗不稱職的丈夫。她控告她的丈夫得了一種“不體面的病”，而後就與他分床而居。有一天，當他準備進行下一次旅行，在家裡作短暫停留的時候，她居然把他們的亞麻布床單晾在了屋前，家中最大的隱私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後來，埃梅絕望地離開了她丈夫的房間，還起訴要求得到三個兒子的監護權，當時這三個孩子已經被他們的父親弄到了比利時。她把自己關在了洛基弗德的房間裡，後來死於精神失常。

這個家庭後來在談到他們的這一祖先時，總是遮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