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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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裡克？勒？佈雷的思想既不反對革命也不主張自由主義。他的原意是試圖透過社會學上的觀察來推進家庭事業。勒？佈雷反對國家擴張，希望透過家庭更幸福、把幸福定義成“美德加麵包”來重現公眾社會的光彩。在《歐洲工人》（1877）中，他寫道：“私人生活的特徵烙刻在了公眾生活中。家庭是國家的根本。”但是，勒？佈雷是站在自由黨派的對立面的。他認為，自由主義社會中私有利益的自私自利、氾濫的都市化和工業化，對“十誡”和基本道德戒律的忽略，都導致了可怕的災難——無產階級化。為做補救，他提出了所謂的主幹家庭的復辟，主幹家庭的財產只讓父母選擇的唯一繼承人來繼承（在比利牛斯山脈，這種沒有分割的繼承財產稱作melouga；在熱沃當，則是oustal）。勒？佈雷對主幹家庭和《民法典》所確立的將家庭財產平均分給所有孩子的家庭，以及把家庭所有權力都集中在世襲家長手中的世襲家庭進行了對比。他堅持認為等級劃分不僅僅是“自然的”，還取決於天分和功績。書包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成功的家庭（4）

等級制度是平衡的一個條件。但是領導者也必須考慮和保護他們的屬僚。“社會問題”和不斷增長的國家干預是贊助人沒有履行他們職責的結果。家長制度和贊助提供了最好的一種社會關係，父親自然是家庭的主人。然而勒？佈雷和他的信徒埃米爾？徹松還認為家庭主婦的道德品質非常重要。在勒？佈雷的專論裡我們可以找到有關低層家庭裡母親的角色、責任和權力，以及有關家庭瑣事的大量資訊資源。

勒？佈雷的思想和“社會改革”大概是19世紀最先進的思想和運動，它讓家庭成為了他們理論和實踐的中心。因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再加上共和黨派及其支持者涂爾幹社會學團體的勝利，這些先進的思想變得聲名狼藉。家庭是這個時期的無辜犧牲者，在這個時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科學都失去了對家庭研究的興趣。

在*主義否認私人生活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產物之前，社會主義者認為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儘管所有19世紀的社會主義者都批判家庭，但沒有人主張取消家庭。同樣也幾乎沒有人幻想推翻家庭傳統的性別角色，這是因為性別天生不平等的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當時的極端自由主義者有傅立葉、阿方丁、女權主義者克萊爾？德瑪爾和19世紀40年代的共產主義者比如西奧多？德扎米，他的《社團法規》就反對卡貝在道德及宗教方面嚴格的“家庭主義”。德扎米宣佈“不要破碎的家庭！不要專門養育小孩的家庭！不要家庭主義！不要婚姻統治！婚姻自由！男女完全平等！離婚自由！”而卡貝抨擊自願獨身主義，認為“同居和通姦”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在美國的城市諾伍，卡貝企圖建立一個烏托邦式的組織。卡貝發現他自己會與那些拒絕把她們的華麗衣服換成統一制服的婦女們爭吵。

關於兩性之間的性別角色和關係這兩方面，傅立葉的激進主義是個例外，而且“絕對極端”。儘管他宣稱婦女是“無產者的無產者”，但他也看到了解放婦女是進步的關鍵，“婦女特權的擴大是所有社會進步的基本原則。”在傅立葉的空想共產主義村莊裡，他提倡完全平等、角色的內部轉換、選擇性夥伴的完全自由、晚婚和簡易離婚。他在對人口增長的擔心中體現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思想，但他根本不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擁護者，他倡導計劃生育和流產。傅立葉在性方面的激進主義讓他的信徒，包括康斯德蘭特和女性追隨者佐埃？加蒂？加蒙都感到害怕。佐埃？加蒂？加蒙刪除了他的著作，拒絕出版最激烈的著作《新社會的愛情》。由戈丹在久塞（在恩河流域）建立的空想社會主義團體拒絕承認所謂“最重要的”美德。此外，戈丹自己的伴侶，就像其他“偉人”的妻子一樣，被推到了幕後。

跟隨阿方丁的聖西蒙徒，大多數的共產主義者和信仰基督教的社會主義者，例如皮埃爾？勒魯、龔斯坦丁？皮卡秋、路易？布蘭克，甚至弗洛拉？特里斯坦都贊成家庭形勢現代化、包括教育平等在內的男女平等和離婚的權利。但在他們的眼裡，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仍是核心家庭的基礎。核心家庭是指由強大的感情聯絡結合在一起，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1840年以後，大多數女權主義者（包括那些在1848年認為國家就是“一個大家庭”的女權主義者）都接受了這些中性的觀點，這些觀點與他們要求的公民平等相適應，能給他們的活動提供實質性的機會。喬治？桑德，儘管其個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她堅定不移地支援家庭，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