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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公有制的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財產必須公有,權力也必須公有,即以為人民服務為目的。在社會主義,既要防止公共財產被私有化,但也要防止公共權力在使用過程中被私有化。社會主義的*,體現為財產私有化和權力私有化。
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所謂文明,否定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反對階級鬥爭,不過是樹立於壓迫者和反抗者之間的一道籬笆。從革命到反革命,就是官僚們的演變之路。貪汙普遍化之後便是官僚特權化,官僚特權化比之貪汙更可怕,因為這是官僚階層與百姓公然的對立。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屬於人民。領導人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有違人民利益,就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和平演變,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構成了最大的利益威脅,是一種最大的*。在社會主義國家,怎樣迫使領導人在行駛公共權力的時候,最大限度的合乎人民利益呢?如何防止領導人,甚至最高領導人的*呢?這是一個關係到全民利益的重大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果在實踐中,黨也被異化了,那怎麼辦?正如掌握了輿論權力的集團往往將監督權力用於牟利而不能成為服務於弱勢群體利益的集團;正如消費者委員會應該是一個為消費者服務的集團卻異化為一個為自身利益服務的集團;黨應該是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集團,如果異化為一個為集團利益服務的集團,怎麼辦?毛澤東認為必須要開展文化革命。
不理解文化革命的思想,就不能理解毛澤東。
毛澤東在改革以前已經就有過關於改革的負面想法,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實質。誠如韓德強所言:“三十年過去了,我們才發現,毛主席確實看的比我們遠,遠得很;毛主席確實比我們高,高的很。”是啊!直到今天,我們才發現:從革命到改革,所走過的,是一條從劫富濟貧到劫貧濟富的道路。以社會主義之名行資本主義之實、行進在在一條逆反於革命的道路、與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馳,這些毛澤東內心所擔心的現象和後果,全都出現了。很少人提起,《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然而,對於黨,毛澤東死後的故事,卻是一個張冠李戴的故事。張冠雖然是李戴,但因此而帶來的信譽損失,卻屬於張。無數不明真相的群眾開始以披著羊皮的狼的作為來批評羊否定羊。
其實政治不過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所講的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從事政治運動的真正的共產黨人所爭取的,不是將更多的經濟利益分配與作為強勢集團的商業性質的或官僚性質的少數人,而是分配於人民。如何*所針對的,就是一切*分子。薩特說的沒有錯。每一個*分子都是一條狗。還有的右派分子是在爭取做狗,同時妒忌著已經做好了狗的那些右派分子。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是對內掠奪,美國政府是對外掠奪,所以更傾向於選擇一個對外掠奪的政府,為什麼就不能選擇毛澤東的理想呢?
從來所謂左派,在理論上,往往是各有各的一套。左派最大的問題就是鬧分裂,就是存在許許多多的機會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形式主義者、教條主義者。只有毛澤東思想能為左派提供保持一致團結奮戰的可能性,只有毛澤東思想能為我們指引前進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看來,我仍然是懷念毛澤東的。
七
保羅·斯威齊在《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誌1994年1月號)一文中說道:“資本主義現在幾乎一統天下。但是我們確信,資本主義在今天這個時代已經變為完全破壞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滿足人類或其自然棲息地的長期繼續生存的需要。如果這樣,那麼新的革命浪潮將不可避免,而且哪裡有革命,哪裡就會需要文化革命。只有到那時,毛澤東真正的歷史地位才能被充分認識!”
“資本主義在今天這個時代已經變為完全破壞性的力量。”——此言不虛!有限責任公司作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組織機構,本身存在巨大的法定製度缺陷,它們像是一些毫無人性的龐然大物,比此前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暴君都要殘酷,因為它們本質上是利益驅動的,只知道追求利潤而毫無公共責任感,在該承擔責任的時候,公司的實際獲利者們又總是能夠以法定破產製度為其逃避所有責任的退路。三鹿就是一個為不少中國人所銘記的典型。資本主義不但落入到消費主義的陷阱中不可自拔而瘋狂揮霍著地球資源,而且還完全可能毀滅世界。試看艾森豪威爾將軍在1952年總統競選時說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