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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事。他和國民黨若即若離，使國民黨沒有辦法。他不耐煩做細緻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輩子就寫了三兩篇文章。跟他一起開會，要言不煩，你滿堂議論，他兩句話就擺平了。 。。
第三章 臺灣大學（3）
董作賓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學者，我沒有跟他學甲骨文，是學年曆。他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純粹憑自己的聰明才智，整出十個卜辭斷代規則，使得我們對甲骨文的研究有跡可尋，而又從時間軸上，整理成年曆，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當然不錯，書法秀麗。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長：羅雪堂是收集東西，認若干字，了不起；王觀堂了不起，一點小線索能寫一大篇文章來；郭鼎堂是在日本拿*主義來套出一個架構，這個架構在今天看來是不對的；董彥堂是真正掌握實際發掘出來的東西，而且從中間理出一個線索，可以駕馭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勞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後，是董先生做史語所所長。不久，李濟之先生接掌所長。
李宗侗先生是法國訓練出來的，學早期的文化人類學，他對比較文化研究很有獨到之處，選他課的學生不多。他不想在學校上課，就派三輪車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個人去他家，李卉有時和我同去，一部三輪車就坐兩個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陽李家後人。他從法國留學回來後，一面在中法大學教書，一面做故宮博物院的秘書長，後來就發生了故宮盜寶案，冤屈了他。這本來跟他不相干，純粹是國民黨裡的權力鬥爭。他是一個溫厚的長者，學問很好，當然後來他就鑽到中國古籍裡面，把在法國學的東西擺在一邊了。但是法國受的教育對他有影響，法國那時候是社會演化論，他的想法是每一個文化現象代表人類文化進展的一個階段。這個單線演化論，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紹中華書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傳，還有李鴻章跟俄國籤密約的檔案，這是他家族的資料。他不太談家事，但是我因為跟他的關係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個兒子在東北，當時也沒有到臺灣。
勞幹先生很聰明，世俗事務是不懂的。他記憶力強，悟性高，可讀書以外的事務他沒有機會學，也沒有機會管，他覺得沒有得到機會，所以遺憾。他的《居延漢簡考釋》是破空之舉，編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漢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細密，對小物件的考證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詩寫得多極了，文章寫得好。
劉崇鋐先生是謙謙君子，溫和善良，在美國讀了碩士，沒有讀到博士，後來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個長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華時代就做系主任，在臺大做系主任、教務長，後來東海大學創立，請他做教務長。他們家是林則徐的親戚。
凌純聲先生是搞地理學的，做出中國第一部民族學的調查，調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這部書是典範著作。後來他在西南領導史語所的民族組，做西南民族調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貢獻是到臺灣以後，對環太平洋文化的整體觀察，張光直的東亞文化的連續性，是受他的影響，環太平洋從中國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處，源頭在中國的荊楚地區。可惜後來沒有發揚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們考古的同仁做這個工作，現在有點眉目。
芮逸夫先生沒有受到正規的教育，跟凌純聲先生做助手，慢慢學出來，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區民族研究裡，苗區的研究是他的功勞。後來他就做民族學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樣，他做“民族誌”，不做“民族學”，他的記載很細，不是傳播論，是多線演化論，所以後來跟凌先生兩個人有想法不一樣的地方。後來，凌先生帶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學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語所，這是很可惜的事。
第三章 臺灣大學（4）
凌純聲先生是中央大學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論，李濟之先生是實證主義，所以擺在一塊，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牽扯。這就和大陸後來一個人跟一個老師不一樣，我們一個人跟很多老師。我的幸運就是在讀大學時碰到這些第一等的老師，那時候學生少，老師多，他們幾個人可以一起訓練我。我到芝加哥大學也是非常有運氣，有很多老師教我，所以我雜湊的東西很多，不是中國研究。雜學無章，卻受益良多。
我一輩子感激的是不同風格、途徑的老師，每個人都給我一些東西，每個人都給一個楷模讓我去仰慕，我也沒有走任何老師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個人對我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傅斯年
我的老師們都是聰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