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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了相關的材料，第一時間親自送去了導演工會，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的話，在奧斯卡提名名單公佈前後，他就會再次成為導演工會的一員。
導演工會、編劇工會和製作人聯盟，以及其他幾個工會組織的發言人，在被媒體問及天主教和《迭戈-羅斯》這部影片產生的一系列爭論的時候，無一例外的都站在了墨菲這一邊。
放眼整個好萊塢的電影圈，除了極少數的天主教信徒表示導演選材涉及宗教的時候必須謹慎再謹慎之外，絕大多數被問及此事的人都或多或少的表達出了支援《迭戈-羅斯》的意思。
在這個自由主義越來越氾濫的圈子裡，當外來勢力觸及到圈內人標榜和視為禁區的自由的時候，引起反彈幾乎是必然的事情。
即便好萊塢與天主教曾經有過深刻的聯絡，但在如今這個時代，形勢早已完全不同了。
墨菲正是因為深入的瞭解過這一點，所以才敢實施這樣的計劃。
1929年，以虔信天主教的出版商馬丁-奎克利和耶穌會士丹尼爾-勞德為主的五位天主教界人士替電影業起草了一份自律性製片條例，旨在對電影的製作起到道德方面的約束作用。1930年，這份草案被電影工業的巨頭們全盤接受，並由“海斯辦公室“負責執行，這份檔案就是後來統治好萊塢長達接近三十年的《電影製片法典》。
對當時的好萊塢來說，“海斯法典“是一個既能平息多種宗教組織抵制電影的風潮、又能避免警方或政府對影業的干預的自我調節手段。
“法典“將電影定位為“大眾的娛樂“，但這種娛樂負有“特殊的道德責任“，因為它有著不同於任何其他娛樂或交流手段的特點——一種能夠超越種族或階級的界線、超越各種社會或政治壁壘的普遍魅力，以至於人人愛看。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電影的製作者不能享有與舞臺劇作者、小說作者或報紙編輯同等的表現自由，電影成為20世紀的道德劇，要告訴大眾應當如何循規蹈矩的生活。
1933年夏，費城大主教聲言在其教區內上映的影片“偕越“了天主教道德規範，號召所有教徒全面抵制這些影片；同年，芝加哥天主教勢力亦加入聲討行列，50萬名女天主教徒還聯合發起了抵制好萊塢的所謂“聖戰“。
1934年，全美教會組織“天主教道德聯盟“成立，其主要職責就是檢視好萊塢影片的道德內容，向海斯辦公室下達應當完全禁映或重新檢查的影片名單，給膽敢“偕越“天主教道德規範的影片貼上“譴責“，聯盟甚至發動數以百萬計的天主教徒對他們認為應受“譴責“的電影進行抵制，甚至在影院門前設定糾察哨，阻止人們進入。
為了保證天主教徒在反對電影的聯盟行動中信守教會的指示，辛辛那提主教麥克-尼古拉斯甚至為“道德聯盟“起草了一份誓詞。
從此，全國各地的天主教徒都必須在望彌撒時在神父的帶領下進行宣誓，承認電影是“對青少年、對家庭生活、對國家和宗教的一種嚴重危害“，向上帝保證不去觀看被教會指認為“邪惡的和不健康的“影片。
除了這種口頭宣誓以外，許多天主教堂還要求教徒們簽署一份正式的保證檔案，在短短几周之內，光是在芝加哥和波士頓就有一百多萬人進行了反電影的宣誓。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好萊塢被天主教會干涉最為嚴重的時間段，並且一直持續到了二戰結束之後的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
但到了四十年代後期，天主教會對好萊塢的影響一再受到強烈震盪，面對二戰帶來的災難，根據天主教的道德觀念在銀幕上營造出來的“溫馨世界“越來越令美國觀眾難以接受，更不用說身受戰亂之苦的海外觀眾了。
從五十年代初期開始，天主教對好萊塢的巨大影響開始崩潰，美國社會思想變遷，尤其是二戰對傳統觀念的破壞性影響，使教會的社會影響力嚴重減弱，也使製片規則的道德戒律在時人眼裡顯得滑稽可笑。
到了六七十年代，隨著嬉皮士等反傳統運動的興起，天主教對好萊塢的影響已經減弱到了可有可無的境地，而到了新世紀，好萊塢內部已經無法容忍天主教勢力對自己的干涉。
比如墨菲前些年親身經歷過的，《達芬奇密碼》根據丹-布朗的同名小說改編，其中充滿涉及天主教的內容，很多都顛覆了天主教宣揚的理論基礎，可以想象這部影片會受到天主教多大的阻撓，但影片不僅沒有流產，還成為了當年最大賣的影片之一。
不止是好萊塢變了，北美的觀眾，哪怕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