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平民的哲學(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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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周天子，乾脆被滅國。楚國、秦國計程車大夫雖然沒有中原士大夫家族強盛，但也影響很大。上述事件的發生對君王的觸動很大，各國國君都設法加強君權，抑制士大夫家族的發展，法家正是迎合了這種思想而被重用的。

法家重視的是社會的制度，其自然哲學幾乎沒有，如果說硬要有的話，那就是人性本惡的理論。法家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貪生怕死、趨利避害和好逸惡勞是人的普遍特徵。從現有的文獻來看，法家這種“性惡”的人性論，最早來自於荀子，荀子是儒家的人，但與同時期的孟子（也是儒學大師）認為人性本善相反。荀子專門寫了《性惡》一文，將人的財產佔有慾、權利慾、嫉妒心、排他性。通通歸結到人性本惡之中。以至於被正統儒家稱為異類。法家中的代表人物如：慎到、商鞅、韓非等都對儒家性善的理論口誅筆伐，表明自己支援性惡理論，商鞅說：人在嬰兒時期，如果父母撫養簡慢，子女長大了就會怨恨；當子女長大成人，如果供養父母簡薄，父母也會有怒氣，出言譏諷。父子之間是最親近的了，尚且有的譏諷有的懷恨。都是因為他們都懷著希望對方回報自己的心態，而對方並未回報。那些被人僱傭為別人的田地耕種的人，主人耗費家用給他們美食，挑選布匹換成錢財給他們工錢，這些做法並非是愛被僱傭的人，主人的想法是：我這樣做，他就會深耕細作。……所以，以利為主題，則敵人也會融洽相處，以害為主題，則父子也會疏遠怨恨。《管子&amp；#8226；禁藏》裡說：商人做生意，加速不息地趕路，夜以繼日，千里迢迢卻不以為遠，是因為利益在前；漁人下海，海深萬仞隨波逐流逆水而進，冒險航行到百里之遠的深海，晝夜漂泊在波浪之中，是因為利益在海水之中。所以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之上，沒有不能上去的；即使是萬丈的深淵之下，沒有不能下去的。

由於人性本惡，就要施以重刑讓人們不敢做錯事，法家的邏輯是：如果刑罰太輕，老百姓見到利大而懲罰小的事情就會犯罪，而且會屢禁不止，如果採用重刑，老百姓就不敢犯罪。人性趨利，就要以利益誘惑人們做國家要做的事情。這個是法家的基本思想，也是法家的社會哲學。

法家首先強調的是法治，強調任何人都不能脫離法律的管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是法家的口號，有這樣一個故事：楚莊王制定了外朝法規：群臣和諸公子入朝的，如果馬車的馬踐踏到屋簷滴水的地方，執法官應砍斷馬車的車轅，處死車伕。有一天太子入朝，他的馬踐踏到屋簷下的界線，執法官果真砍了太子的車轅，殺了他的車伕。太子非常憤怒，到宮中向楚莊王哭訴，要求處死執法官。但楚莊王說：“法令的制定是為了推尊整個國家。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而執法不阿的人，是國家的忠臣，這樣的大臣怎麼可以隨意處死？處死這樣的忠臣，法令也就廢了，國家也就完了，我拿什麼傳給你們子孫後代？”太子聽了這番話，自知理屈，退避三舍，沉思反省了三天，然後回來向國君請罪。法家非常推崇楚莊王的做法，商鞅在治理秦國的時候，秦太子犯法，商鞅不能處理他，就把他的兩個老師一個割鼻子，一個臉上刺字。商鞅執行法律不避權貴，與以前的刑不上大夫的周禮完全不同，打擊了士大夫階層，加強了君主的權威。

先秦法家和整個中國古代的“法治”把“法”確定為“名分”，什麼是名分呢？就是財產、地位、權利的歸屬權，比如法家經常提到的兔子的名分的故事：當一隻兔子在大街上跑的時候，前提是這隻兔子沒有歸屬（也就是沒有名分），那麼大家都去追逐捕捉，而市場上有很多的要出售的兔子，但沒有人去追逐捕捉，原因是人們知道這些兔子有名分，也就是有歸屬權，如果去捕捉就屬於偷竊或者搶劫，因為會受到懲罰而不敢，法家用這個故事來解釋名分是先天就有的。但先秦和古代的法家又都認為，制定法令或確立“名分”的權力應該只屬於一個人：君主。這就是所謂“生法者君也”。《管子&amp；#8226；任法》說：“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君”。也就是說立法權、執法權只有君主才有，強調所有人的名分都是君主定的，不論是是官還是民。《韓非子&amp；#8226；揚權》說：“道不同於萬物，君不同於群臣”。

關於吏治，法家主張以法代忠，認為忠是有害的，也就是主張法治而非人治。慎到說：聖明的君主役使人臣，要讓臣下忠誠自己，但不是超出他的職權，要讓臣下忠於職守，而不超過法規的範圍。因此，如果規定人臣修飾不得超出自身之外，那麼臣下就沒有人敢憑他的好品德而驕傲炫耀了。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