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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自我宣傳。比如以我的情況來說,按照金伯利的建議,就應該這樣開始:“大家好,我是芭芭拉·亞歷山大,一位很棒的公關從業人員。”在我與喬安妮的一次電話諮詢上,她還跟我分享了她自己的電梯發言—這證明她也在找工作—當我鼓起勇氣表示她的發言聽起來有些僵硬不自然時,她承認還沒完全背熟。
在網上搜尋了幾個小時,終於找到了一個在華盛頓特區的“40歲以上人士俱樂部”要舉行聯誼會,這地方離我的住所大概有兩個半小時的車程。俱樂部是專為幫助進入中年的白領人士求職所設立的,它的第一個專家組成員包括好幾個著名企業家和文化名人呢,比如IBM的創始人湯姆·沃森、JC Penney的詹姆斯·凱西·彭尼、電視人格的奧塞·高德佛雷,還有《積極思考的力量》一書的作者諾曼·文森特·皮爾—這位“大師”,我私下以為應該是金伯利的知識分子祖父。雖然有個不凡的起源,但這個全美共有19個分會的俱樂部其實是一個失業白領的草根組織,因為它完全由志願者經營,這些志願者也是為方便起見,直接從失業的中年白領大軍中抽取出來的。
聯誼會是在一個微雨的1月早晨9點半開始的,地址聽起來很有點不凡:杜邦環島附近。其實那個地方是個又黑又亂、完全沒有裝修的地下室。帕美拉,一個50歲左右的女士,穿著一件長長的緊身裙,給人一種類似美人魚的效果,站在走廊裡招呼我去一個桌子旁,那裡有另一個50歲左右的工作人員特德,正在負責分發名牌。特德穿著一套皺巴巴的西裝,奇怪地映襯出他有一隻似乎被打腫的熊貓眼。“不行”,他在叫我,說我不能拿紅色名牌,因為我是“新人”,於是分給我一個藍色的牌子。他避開我的直視,也許是為了分散我對那隻熊貓眼的注意,告訴我聯誼會會持續到10點鐘,結束後歡迎我們去聽一個“求職者的新年志願”講座。
時間不多,所以我希望趕緊投入,與我的求職夥伴們見面聊天,向他們介紹自己,詢問一下他們都在找什麼型別的工作。圍著講臺呈半圓形佈置的椅子上,稀稀拉拉地坐著大約15個人,都是中年白人,彼此距離很遠。我在位置坐滿之前成功地和幾個人建立了聯絡:邁克,從事金融業;吉姆也是做公關的,叫人倒吸一口涼氣的是,他的求職歷程已經長達7個月。一個自稱是媒體經理的男人纏上了我,說他比誰都苦悶,他為時代華納工作了11年,卻在公司不明原因的一次企業重組中被裁員,沒有收入的他還有兩個十幾歲的孩子要養育。看,這些就是我的同病相憐者,這些男人,還有少數的女人,待會兒活動結束後就要像我一樣回到家中餐廳的桌子旁,坐下來,孤獨地在網上搜尋一下午。
我來之前還一直擔心沒好好準備一份“電梯發言”,結果和我搭訕的根本沒有一個人做這類發言,更沒有人要求我說。金伯利和喬安妮都在想什麼呢?這裡大多數求職者的臉上都掛著一種消極和微弱的期望;穿得雖然很整潔,但是幾乎沒有人的衣飾超過毛衣便褲的層次。按照這些表面的特徵判斷,如果這群人中出現另外一個ENTJ,我會大吃一驚的。事實上,即使這個屋子坐滿30個人,都是這個年齡段的,全場也只會有我一個人在進行系統性的“活動”。後來的一個叫邁克爾的人,對我的一臉微笑幾乎沒有任何反應,只管將他的頭埋進《華盛頓郵報》中。我只好越過他跟弗蘭克打招呼,弗蘭克60歲左右,皺紋滿面,他說自己是個財務顧問。
“你知道布什有什麼問題嗎?”他問我,“他從來就不需要工作,他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人,一切都是別人為他安排好後恭敬地遞給他。”
我點頭表示同意,並說自己也是一個顧問—這是我學到的一個可以代替“自由職業”的說法。他發現那就是“他們希望我們都變成的人—顧問”。因為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利用我們,不需要的時候讓我們消失,沒有任何利益和麻煩牽涉其間。
10點鐘,會議由默爾拉開序幕,她解釋說俱樂部的“核心任務”就是把像我這樣的新手轉變為精明強幹的求職機器。我發現自己已經盲目地受到默爾的鼓動了。她很漂亮,這是第一,可能和我一般年紀或者稍微年輕些,而且有一種令人矚目的鎮靜姿態。我將她當做女性經理人的樣板—語氣和善卻對手頭的工作容不得一絲偏差。她說她已經連續求職9個月了—不過看她的架勢,這個數字一定是她作為這兒領導的一個資歷證明—但是這個資訊讓人絕望。如果這樣一個具有領導素質的角色還會失業達一年之久,那我這種人還有什麼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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