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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一番後，離開時的依依不捨和惆悵無奈。不過，昌平園也有自己的風景。這裡的草木更深，綠色更多，園子的東部還有一大片土地，用來種植玉米。園子的周圍，山清水秀，景點眾多，十三陵、虎峪、老北京縮微景觀、八達嶺等，我都是在這一年間遊覽過的。尤其是虎峪等地，相信眾多北京人未曾耳聞，那裡山的堅硬與水的清亮，罕見地都異常純粹。我們看到兩塊巨大的岩石聳立在山谷間，據說便是穆桂英大戰遼兵時的拴馬石。
多數時候，從週一到週五，我們連園門都不出，因為哪怕是到昌平縣城，也有兩三公里路途，需要乘坐當地農民出租的三輪車。園子裡的生活也並不那麼單調，各種社團活動爭奇鬥豔，吸引了大部分學生。我參加的是園刊《世紀風》。交了一篇落寞的散文應徵，某日被班主任王宇根先生叫到他的房間，通知我被錄取了，並且表揚我的文字不錯，比較有底子，達到了大學生的水平。他也許不會想到，這幾句簡短的評價，日後我一直感念在心。
侯桂新：底氣（2）
上課、讀書、寫稿編稿，生活其實也挺緊張，但相比後來，在昌平園的一年，時間的腳步還不是那麼“匆匆”。至少晚自習後從主樓返回宿舍的路上，可以在路燈底下踱步，把思緒放飛。那一年人特別善感，常常徘徊在思念、思索和思慮之間，“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這似乎有點境界不高。然而多年以後，踏入社會，碌碌辛勞中，連這一點咀嚼的空間和精力都沒有了，心靈越來越枯澀，便不免懷念昌平園那一條踏過不啻四五百遍的小路，以及清晨路邊的陽光露水，和深夜閃爍不定的昏黃燈光。
三
在昌平園的時候，同級的文科新生，男女相加，總共不過六七百人，都住在一棟宿舍裡，加之只有一棟教學樓，一個食堂，常常低頭不見抬頭見，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有印象，儘管未必能叫出名字。在路上遇見了，認識不認識的，一般都會含笑打個招呼，這一份熟悉和親切的感覺，往後不會再有了。記憶中，那時人的笑臉特別明媚。
這種感覺很快流失了。一年過去，我們迴歸燕園，這一個魂牽夢縈的所在。就像一股溪流匯入一條大河，昌平園的熟人們四散開去，無聲無息，大部分竟然永遠消失在視野之外。燕園太大了。
經過一番打散重組，我們重新上路，開始真正觸控和融入北大的傳統和現實。
二年級的時候，部分同學還是保持著對學生社團的興趣，我也加入了北大校刊，成為一名學生記者。三年級以後，大家對校園活動似乎普遍失去了熱情，更加關注個人的生活和出路問題。就自身而言，除了讀書和寫點東西，我長久得以維持的興趣，便是聽講座。
北大的講座文化，可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這當然和它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有關。一般來說，憑藉它的聲望，被邀請者不管名氣多大，職位多高，都不會拒絕。於是，北大的學生有福了，可以見識到各個領域最優秀的思想者。
我在北大聽過的講座和座談不算少，印象比較深的卻只有幾場。
一是張承志先生的。一個秋日的下午，他在三教最東邊的一個大教室，201或301，以考古學者的身份講西北草原。能夠容納100多名學生的教室被擠得水洩不通，不少路過的人從門外踮著腳尖，透過一群人腦袋的縫隙，想要往裡看個究竟。對於中文系的學生來說，張承志的形象非常高大，是一個以筆為旗抵抗流俗的鬥士。以是，當我在教室裡第一次看見他本人時，非常驚訝。一箇中等個子的中年人，衣著樸素，頭髮稀疏，尤其和我在書上照片看到的年輕時的濃密不同。這一場考古學講座的內容如今在我腦海中只餘下個標題的大概內容，而張承志黝黑的面板、平實的語調和捲曲的頭髮則時時浮現眼前。
二是王蒙先生的。這位曾經當過文化部部長的“五七”一代老作家，對中文系的師生很有吸引力。或許是為了避免擁擠，座談被安排在五院中文系的會議室，有幸參與的差不多都是中文系師生。我又一次感覺到想像和現實的錯位。王蒙，這樣一位充滿睿智和幽默、文筆如長江大河奔流不息的長者，就是眼前這位其貌不揚不聲不響的乾瘦小老頭嗎？那一天他的興致好像不高，幾乎沒說什麼，他的話，我是一句也想不起來了。
三是餘華先生的。聲勢很大，被安排在一教的101，一個可以容納400多人的大階梯教室。但還不夠大，講臺左右和門口內外都擠滿了人。作為先鋒作家的主將，餘華的外貌並不先鋒，壯健的身軀，飽滿的面龐，雙眼炯炯有神。談話比較幽默，同學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