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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講的“狼”和“抓頭”的動作，已經超越了比喻這一文學修辭手法範圍，使人感到一股殺氣。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寫得寒氣逼人。難怪當事人陳映真說，《狼來了》發表後，“一時風聲鶴唳，對鄉土文學恐怖的*達到了高潮”。6
今天的大陸讀者，很難理解此文所起的製造恐怖氣氛的惡劣作用。嚴酷的事實是，《狼》文發表後，臺灣文壇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意識形態前哨戰。鄉土文學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認為是別有用心，是“祭起普羅文學的黑旗”，“揭發社會內部矛盾”、“宣揚階級論”，鄉土文學作家群起批駁這種不講理的指控。連與鄉土文學不沾邊的作家，也紛紛起來主持正義，反對對鄉土作家“抓頭”。
在鄉土作家差點遭到滅頂之災，尉天驄面臨被解僱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勢下，余光中卻因為反鄉土文學有功，和李喚、王升、陳紀瀅等黨政要人坐在臺灣“第二次文藝座談會”主席臺上，聽取《發揮文藝功能，加強心理建設案》等文藝政策的報告，而鄉土作家卻因為被誣告不得出席這次會議。
胡秋原等人為鄉土文學護航
由彭歌等人颳起的白色恐怖之風，並沒有嚇倒鄉土文學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筆名發表《到處都是鐘聲》7，旗幟鮮明地支援鄉土文學的發展。同年9月，王拓發表《擁抱健康的大地》8批駁彭歌。10月，陳映真發表《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9，對彭歌進行反擊，並要求立即停止對鄉土文學的誣陷。
正當臺灣文壇殺伐之聲四起，大有將鄉土文學諸君子綁赴刑場的千鈞一髮之際，卻闖來了兩位老將，大喊“刀下留人”。這兩名老將是“立法委員”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復觀。
胡秋原，1950年5月到臺灣。1963年8月，創辦《中華雜誌》，成為臺灣思想界的一面旗幟。1979年，他為高雄“美麗島事件”發表社論，勸當局寬大處理不同政見者。
身為國民黨高官的胡秋原，常在政治與學術、左翼與右翼之間搖擺。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他明顯地偏左反右。他在《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中說：
有一位朋友來談，說到臺灣文藝界有“人性”與“鄉土”的論爭，前者攻擊後者是主張“工農兵文藝”，是主張“階級對立”。我說想看看這些文字。次日，他寄來四張《聯合報》剪報兩文：一篇《狼來了》，一篇《不談人性，何有文學》。
據《狼來了》說，“工農兵的文藝，臺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著它介紹了毛澤東關於“工農兵文藝”的講話，但並沒有指出什麼人是狼……這幾年來，有人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有“奴性”、“崇洋媚外”很多頂了，現在輪到他叫“狼來了”。“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戴帽子”與“抓頭”二者畢竟是同一動作。而且，後者更厲害一點。因為萬一帽子不合頭，是否要削頭適帽呢？但“狼來了”之標題，畢竟有一點開玩笑之意。 txt小說上傳分享
余光中（3）
……如果現在“人性”與“鄉土”之爭只是茶杯裡的風波，我不必說話。但以我的經驗，知其還可能發展，所以，願對有關方面有所勸告。
再者，被人指摘“崇洋媚外”時，不據理反駁，只叫“狼來了”（縱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是潮流，後者要坐牢的），還說是“敦厚溫柔”！這些文字如非自我反諷，都是難於理解的。
……就文學理論或評論而論，無論什麼口號、主張，贊成或反對，總要有學問根據，要能自圓其說。如被人攻擊為崇洋媚外，要檢查自己是否崇洋媚外，不能“抓頭”……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如果有人報告“狼來了”，也要看看，找內行人看看，是否真狼，也許只是一隻小山鹿呢？……政府參與文藝論爭，將成為笑談，若揚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10
胡秋原由於不是當事人，故還認為“狼來了”的標題屬學術上修辭手法，但他認為這一比喻貌似開玩笑，其實裡面有嚴肅的政治內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作者同情鄉土文學，反對崇洋媚外，反對政府介入文學論爭。他不認為鄉土文學是“狼”，反而認為是一隻可愛的“小山鹿”。他以銳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讓人“削頭適帽”的危險性。總之，他以嚴正的態度和恢宏器識，批判了反對鄉土文學的論調，維護了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含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文學。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由於體現了外省人對本土文學成長的關懷，所以減輕了當時文壇上省籍的矛盾衝突。胡秋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