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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的文探，擅長從字裡行間找微言大義，看破或曰猜出“風遲”的署名系“諷刺”的諧音。她很可能只是從審美的角度出發，認為這是一首敘事與抒情結合得很好的短故事詩，有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的遺風，才將其選用。
說到此詩的刊出，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即“當天副刊編好後，發現遺下一小塊空白，而這一小篇短詩正好補上空白的位置，於是才臨時從編輯臺抽屜裡拿出來補發的”7。林海音“常常夜半驚醒，想起白天發的稿子，有何不妥嗎，錯字改了嗎”8，這種謹小慎微的作風，是不可能把明知有反“總統”內容的作品加以刊出的。正因為相信她的“純潔”，過去又未有過“通匪”的前科，且是文壇有極高知名度的女作家，故當局才會讓她“在和平的會談下辭去職務”9了事。要是換了別人，正如臨危受命接手她編副刊的馬各所說，一定會和作者風遲（王鳳池）一樣被交付臺北縣生教所“感化”：坐上三年又五個月大牢。 txt小說上傳分享
林海音（3）
突破意識形態藩籬宣傳大陸文人
作為“匪諜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林海音離開《聯合報》副刊後，覺得有加強獨立自主的必要性，因而不再在官方監控的媒體供職，而另外創辦由自己當老闆的文學雜誌。這時她已十分厭倦政治權力的鬥爭，對官方設定的創作禁區，也甚不以為然。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為了提拔新人，她“勇敢地頂一頂”（瘂弦語），連對現實強烈不滿的稿件也敢刊用。像王拓剛步入文壇寫的《吊人樹》，因內容敏感被許多報刊拒之門外。可當他把這篇屢試不中的稿件給《純文學》時，林海音卻拋開政治因素，從審美的角度肯定這是一篇很不錯的小說，便決定錄用。當然，林海音也講究策略和鬥爭藝術。為了能在夾縫中生存，她不能不做些讓步，諸如刪去《吊人樹》個別招人注意的“外省”而非“外鄉”的對話，以便保護作者，同時也保護聲譽甚高、招牌甚硬、規矩甚嚴、處事甚公的《純文學》這塊淨土，不再讓政治家藉口入侵。
正因為在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整治”條例滿天飛的年代裡，林海音採取超然的立場，所以她在辦刊物時能突破意識形態的藩籬。尤其在絕大部分五四以降的新文學作家作品皆被查禁的情況下，為了不使五四新文學傳統在臺灣中斷，林海音勇敢地衝破當局不準宣傳大陸文人的禁區：從1967年2月起，在《純文學》開設“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專欄。
這裡講的“近代”，不是大陸通常所說的乾嘉時期，而是指從1919年起的五四時代。這個專欄共介紹了廬隱、周作人、凌叔華、郁達夫、俞平伯、朱湘、魯彥、孫福熙、孫伏園、夏丏尊、羅淑、戴望舒、許地山、沈從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介紹1949年前就去世的朱自清、許地山等人，保險係數大，但評介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沈從文、老舍、俞平伯等文人，就有一定的風險。儘管林海音小心翼翼，所選的均不是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左翼作家，有的還是大陸政治運動中的整肅物件，但介紹他們在當時仍屬犯規，弄不好會被人冠之於罪名。可受五四新文學薰陶過的林海音顧不了這些。她只是認為老舍等人是純文學作家，所寫的是與政治關係不大的純文學作品，應該從塵封的書櫥中拿出來介紹。在介紹時，她還主動邀約一些同時代的作家或大陸作家在臺的友人以及研究者寫評介文章。如在刊登老舍的《月牙兒》時，正值音樂家馬思聰從大陸的“*”浩劫中逃離出來，他向海內外讀者帶來了老舍因受不住殘酷批鬥，於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殺這一資訊。林海音瞭解到這一情況後，便請老舍的生前好友梁實秋寫了《憶老舍》與《月牙兒》同時刊出。林海音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那時的氣氛有異，我硬是仗著膽子找材料、發排。‘管’我們的地方，瞪眼每期檢視。”她又說：“看現在編輯先生這麼輕鬆放手編排的兩岸三邊的文藝徵文、轉載、破口大罵，等等，真是令我羨慕不已，而且怪我自己‘予生也早’了。”10這裡講的“氣氛有異”，係指“*”時期沒有言論自由，如有位臺灣大學教授因在課堂上講授30年代作家作品，被人告發到情治單位，由此受到處分，還差點丟了飯碗。林海音當時冒著風險去介紹“近代”（這一用詞也煞費苦心）作家作品，彌補了因查禁30年代文藝作品使臺灣讀者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狀況知之甚少的情況，對一些大陸作家因政治運動頻繁生死不明的情況所產生的誤傳（如臺港就曾有不少作家寫過“悼念”當時還健在的胡風的文章），也起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