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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作家的心智與被描述的暴力的對峙。因此,雖然又會被某些讀者抱怨看不懂,我還是堅持引用完畢。看不懂就多看兩遍。我的問題是,作家在描述大金屬球時用了什麼副詞?
沒錯,是“懶洋洋地”。破壞者——大金屬球——只是懶洋洋的,就摧毀了房屋。這個球好像有意識,有性格,甚為傲慢,令人驚懼。這個段落的情感轉換成大白話就是:“再結實的房子,也是說倒就倒啊!”
大致上,人類生活就是這個樣子。屋子會拆掉,城市會沒落,繁華總是如夢,時間矢志流逝。與一般的想象不同,這類事其實沒什麼悲壯感,就像貝婁寫的這樣,毀滅總是輕易和尋常的。王菲唱得好:相聚離開都有時候,沒有什麼會永垂不朽。中亞有過多少王國,如今只剩下莽莽黃沙,可是誰會真的為之嘆息呢?我的家鄉瀋陽曾經機械轟鳴,高爐林立,轉眼間全沒了,廠房夷為平地,新建了廉價居民區。又有幾個人為此說過什麼?人類目睹了太多興廢,早就懂得喟嘆於事無補。賀拉斯有一句詩很莊嚴:光輝的塔樓與低矮的茅屋,都邁著同樣的步履匆匆。到了現代,艾略特就反崇高了:這世界倒塌了,不是轟然作響,只是唏噓一聲。
我國詩人對興廢敏感,一再地感嘆茂陵秋雨啊,銅雀春深啊,金銅仙人啊之類。這東西叫詠史詩,非要說有目的,就是鑑古知今。可是誰曾從中汲取教訓呢?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國政治史。中國歷史沒能解決統治權與民權的矛盾,就像一場惡搞,統治者總是掉進同一條溝裡。
這種意識,這種思緒,可稱之為“歷史的愁容”。它的核心思想是,興亡乃人間常態,,美好卻永難實現。世界各地都有歷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體現,可是在我看來,唯有中國才稱得上是一個愁容揮之不去的國家。在往復迴圈的歷史中,進步並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這就像一隻天真的羊,這隻狼吃它,那隻狼也吃它,羊就虛無了:我他媽的是你們的乾糧啊!
這樣的羊,一定會失去羊的天真,要麼萌生做狼的野望,要麼對一切漠不關心。這樣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識欠缺,自私的心理發達。這樣的知識精英呢,則多會寄情山水,*自詡。如此一來,人們就會在面對公共事務時愁容滿面。馬爾庫塞講“單向度的人”,就是對社會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認同現實的人。單就這層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說,這種人如果有十個,九個在中國。
那麼怎麼辦呢?我只能說,我們不能再重蹈歷史的覆轍。這話語焉不詳,那麼姑且如此吧。這類話說了也沒用,但是並非毫無必要。我們就國家、社會和歷史發言,實在無須考慮有用和沒用,因為我們實在只有這麼一個選擇:在歷史的愁容中振奮,在大金屬球的暴虐前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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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髒錢的一切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國人的文章說,中國人還沒有真正理解現代文明,因為他們的頭腦裡沒有“髒錢”的概念。這話我可不愛聽。這個“沒有”到底是語言學意義上的呢,還是實體意義上的呢?中國還沒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們這兒就沒混蛋,這只是不同文化裡的定義法則不同罷了。唐伯虎就說,閒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我看“造孽錢”的含義就比髒錢的更廣。髒錢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錢連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進去了。從這個角度說,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現代文明,倘若他這樣的人得勢,中國歷史就會大大不同。
可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這類人想獲得社會的領導權,沒戲。吳思先生講,中國歷史就是一個血酬的歷史。哥兒幾個一個頭磕在地上,拉桿子起了事,東征西討,血沃沙場,終於坐了金鑾殿了,多不容易?這裡頭的成本,不折換成利潤,中國式的老天爺都不答應,這利潤就是對天下子民的命運的無限裁量權。唐伯虎敢拿刀殺人嗎?不敢,那好,玩兒去。有意見?要麼閉嘴,畫畫去,要麼來個痛快的,叛亂去。想商量卻是絕對沒門兒——能商量那就是召開議會了。
街邊兒那個小孩說了,這不是黑社會嘛!這孩子說得沒錯。可我還有一個意見,就是黑社會也不盡如此。我看過黑手黨的歷史,他們做事的主要方法是開會,實在不行了,才用槍解決問題。中國卻甚少類似的時候:一幫窮棒子砸了縣衙,朝廷派出幾個調研員,你們有什麼問題,我們開個會吧!
如今我們知道,以暴易暴,殊為不智。擁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擁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統治者遇到麻煩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