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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身是美國，如今已經被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控制。基列共和國可不是什麼好地方，現代文明有什麼，它就否定什麼，我們喜歡幹什麼，它就不讓幹什麼。我們喜歡瞭解外面的世界，它就鉗制資訊流通，我們想說話，它就說撒它阿潑，我們享受飲食男女的歡娛，還發展了此類幽默，它就不許我們嬉皮笑臉。在這個國家想做個公民近乎做夢，做個有活氣兒的人也不容易，只有無知的天閹才會感到如魚得水。
這類小說叫做“反烏托邦小說”或“坎坷邦小說”，說的是國家政權極端地壓制自由，以人民為芻狗，《1984》和《美麗新世界》都是個中翹楚，近作則經常強調科技之可能助紂為虐。
在不義的社會里，科技會助長不義。石黑一雄有一部此類小說叫《千萬別丟下我》，寫的就是一幫小孩活著活著，突然發現自己是克隆人，都是器官移植的宿主。這種邪惡在兩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再比如，聖意在古代行之不遠，村夫野老尚可活得逍遙自在。到了現代，大喇叭喋喋不休，就要控制人的思想。這種可能性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級數增長的，收音機效率更高，電視更有蠱惑力，網際網路更能營造輿論場，等等。倘若長期以往，一些老百姓就會迷糊起來，大喇叭說什麼信什麼，失去獨立思想。有些年輕人比較聰明，會痛感這一切荒唐不經，那麼怎麼辦呢？他們的第一反應也是利用科技，拉起一個自己的大喇叭。可是反烏托邦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不是吃素的，派出一哨人馬，BIU的一槍，就把新喇叭打成了舊啞巴。
想擺脫反烏托邦，大為不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因為武器大致對等，秦人銷天下之銅，楚人拿板磚也能打，秦人有弓箭，楚人拿彈弓也能對付，我見過藏族小孩的投石器，工藝簡單，相當生猛，在冷兵器時代未必輸給方天畫戟，可是秦人有了坦克……這事可就不好辦了。
不義者還有終極殺招，就是製造封閉的話語空間。幾年前我採訪過一家孤兒院，調查它的院長是否貪瀆了公眾捐款，想不到困難重重。如果我問一個孤兒，孤兒院給你什麼吃呀？他就會仇恨地盯著我說，龍蝦燉牛肉！我問另一個孩子，孤兒院給你什麼穿呢？她也仇恨地盯著我說，阿瑪尼！這自然是誇張，但孩子們不說實話卻是真的。為何如此呢？因為這是一個資訊孤島。院長把孩子們封閉起來，長年累月地宣傳說，這個殘忍的世界已經拋棄了你們，如果沒有我，你們就會流落街頭任人宰割——可是現在有些記者想搞掉我，破壞我們的幸福家園！
你看，這是一個關於救世主情結、威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完美模型，還懂得透過被*的謊言來加強內部團結。你可以說它是基列共和國的雛形，當然更可能的是，它是一個有樣學樣的山寨版。這個奇異的小世界最怕什麼呢？外部的訊息。院長決不許陌生人隨便跟孩子們講話。那麼它的存在目的又是什麼呢？說來真是無聊，還是錢。
第二個故事來自《圍城》。李梅亭道貌岸然，一本正經，看見略有姿色的姑娘就說，小姐，這裡有很多流氓，你可要當心呀。在汽車上遇見了白淨的寡婦，他也說，路上壞人多，倘若知道了你是寡婦獨行，恐怕要心生邪念！以這位李先生的做派，如果我給那寡婦發一條*簡訊，恐怕會被他奪過手機，毀掉SIM卡。這個故事實在是不堪，我們會對基列共和國心生義憤，卻常常對李梅亭之流的存在感到無奈。可是說到本質，兩者一脈相承：營造恐怖，控制他人。如果寡婦涉世不深，沒準兒就說，李先生，還請你多照顧奴家！這就正中李梅亭下懷，你大概也看得出，他的夢想就是這世界上的所有女人要搞的話不要跟別人搞，只跟他搞。倘若時也命也，他當了基列共和國的總統，就會希望整個國家都被他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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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愁容
索爾·貝婁得過諾貝爾文學獎，比一般得獎者寫得好。在《赫索格》中他寫到拆房子：“到了路口，他停下來看拆卸隊的工作。巨大的金屬球擺動到牆上，輕易地穿透了磚面，進入房間，懶洋洋地瀏覽著廚房和客廳。它碰到什麼，什麼就散了架，落了一地。白色的煙塵悄然而起。快到傍晚了，垃圾在不斷擴大的拆毀區域裡燃燒了起來。油漆像香一樣冒煙。舊地板欣然地燃燒著——這是精疲力盡的物件的葬禮。六輪卡車正把拆掉的磚拖走，粉色、白色、綠色門做的腳手架被震得直抖。各種氣體，混沌而刺眼，團團圍住了正向新澤西州和西部開進的太陽。”
這個段落很棒，你可以聽到聲音，聞到氣味，視角的變化也壯觀，像有一架攝像機在移動，更重要的是，它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