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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掉,而賣不掉的下場比被騙還糟。我發現一次不要超過十二或十五本書,量少的時候賣得比較好,每冊書的平均價格好像會略微提高。但書賣得越少,就得越常回去報到。我知道自己得儘量少去──越常和錢德勒打交道,就越處於劣勢。總之,無論怎麼做,錢德勒就是會贏。幾個月過去,那老頭根本不想花力氣跟我講話。他從沒打過招呼,從沒咧嘴笑過,也沒握過手。他總是面無表情,讓我有時懷疑他真記得我嗎?我每次踏進店裡,對錢德勒來說也許只是又一個新顧客而已──某個初來乍到的陌生人、隨機出現的平常人。
把書賣掉的同時,住處也發生許多變化。每開啟一個紙箱就毀掉一件傢俱,那是不可避免的。床鋪給拆了,椅子漸漸變小然後不見,書桌縮減成一塊空間。人生變成零的聚合物,那是我能確實看見的東西──明顯的、迅速生長的空虛。每次探索舅舅的過去,就會在現實世界中產生一項實質效果、一個具體的影響。因此,後果就在眼前,毫無後路可退。很多箱子還留著,很多箱子已消失。這房間是衡量自身狀況的機器:還有多少的我留在那裡,還有多少的我不復存在。我既是加害者也是目擊者,在這單人劇院裡,我既是演員也是觀眾。我可以注視著自己解體的過程。我看見自己一點一點地消失。
當然,那段日子對每個人來說都很難熬。記憶中那是政治混亂、公眾喧譁、群情激憤、擴音器吵嚷和暴力充斥的時代。一九六八年春,每天好像都會爆發劇烈的變動。不是在布拉格,就是在柏林;不是巴黎,就是紐約。越南那裡有五十萬駐軍。總統宣佈這次不再退縮。人們被暗殺。經年累月的打仗,戰爭規模擴大到所有念頭都會被滲透汙染,我知道自己無論做或不做任何事,都跟大家一樣身陷其中。有天晚上,我坐在河濱公園的長椅上眺望河水,看見一個汽油桶在對岸爆炸。火光霎時填滿夜空,燃燒的殘骸斷肢掠過哈德遜河和腳下的土地。我突然瞭解到內在與外在其實不可分割,除非真理遭到極大傷害。同月,哥倫比亞校園變成戰場,數百名學生被捕,包括夢想家濟馬和我。我不打算在這裡討論那件事。當時的狀況大家都很清楚,再重複一遍也沒什麼用。不過,這並不表示我想讓它被遺忘。我的故事植基於那段日子的斷垣殘壁裡,除非理解這項事實,否則我的故事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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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宮 1(10)
在我開始三年級課程時(一九六七年九月),西裝已經不在了。因為芝加哥的一場大雨,西裝被浸得溼透,終於潰不成型。長褲臀部的地方破掉,上衣沿著口袋和縫線裂開,最後我不得不放棄它。我把西裝掛在衣櫥裡當紀念品,紀念那段比較快樂一些的日子,然後出門為自己添購最便宜耐穿的衣服:工作靴、牛仔褲、法蘭絨襯衫和從軍用品店買來的二手皮夾克。朋友對這種轉變瞠目結舌,但我只字不提,因為我不在意他們的想法。電話也是一樣。切斷電話不是為了要與世隔絕,只是電話費付不出來罷了。有天濟馬在圖書館前抱怨我很難找,我回避自己的財務困境,滔滔不絕地談起電話線、聲音和人類溝通聯絡之死。“經由電力傳達的聲音不是真正的聲音,”我說:“我們都愈來愈習慣於自身的擬態,但停下來想想,你會發現電話不過是曲解和幻想的器具而已。它是鬼魂和鬼魂間的溝通,只是心靈的有聲分泌物,沒有真實的身體。我要看到正在跟我說話的人是誰。要是不能,我寧願根本不說。”諸如此類的表演──藉口、不知所云的話、為應付完全合理的問題而提出的怪理論──逐漸變成我的註冊商標。因為不想讓人知道我手頭有多緊,我只好用說謊來應付。隨著處境的惡化,我虛構的故事愈來愈怪誕。為什麼不再抽菸,為什麼不再喝酒,為什麼不再到餐廳吃飯──我信口發明荒謬又合理的解釋。結果,別人看我簡直像個無政府主義的隱士,像個活生生的怪人,像個盧爾德分子(譯按:Luddite,十九世紀初英國手工業強烈反對機械化或自動化而搗毀機器者)。但朋友覺得很有趣,我就用這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秘密。自尊當然在這些把戲裡頭參上一腳啦,但重點是我不想讓任何人來干涉我為自己設定的方向。我如果說出來,只會引起同情,甚至獲得協助,那就會把整件事都給搞砸。因此,我用狂言囈語為自己築起一道牆,抓住每一個裝傻弄痴的機會,等待逃逸的時機。
最後一年是最痛苦的。十一月停繳電費,次年一月愛迪生電力公司的人就來拆電錶。後來幾個禮拜我用不同的蠟燭做實驗,調查各家廠牌的價格、亮度和持久度,令我驚訝的是最物美價廉的竟然是猶太紀念燭。我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