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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時機組成員會不會給飛行員提供關鍵的資訊。完整的駕駛艙成員包括飛行員,副駕駛,領航員,他們被置於模擬駕駛艙中,測試他們在剛看到潛在的失事訊號到回天乏術之前30…45秒的時間裡作何反應。研究人員發現,比起那些更加開放和包容的飛行員,那些憑直覺做出反應的傳統挑大樑型飛行員,更容易做出錯誤的決定。前者會在他們做決定的過程中詢問機組成員,“我們有麻煩了,你們怎麼看?”
這個發現大概並不出人意料。畢竟古語有云“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從另一個層面講,這個研究的教訓很簡單:比起在等待更多資訊的過程中行動的領導,在缺乏資訊時行動的領導更容易犯錯誤。
但是布萊克和莫頓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更深入了一些,那些做出正確決定的飛行員平常就喜歡和機組成員進行開放的交談,而那些和“果斷”的飛行員共事的機組成員則不願干涉他們獨挑大樑的領導——在他們知道的資訊也許能夠挽救飛機時也不例外。事實上,後一種機組成員會暗自尋思,“我算什麼,憑什麼去挑戰他的權威?” 布萊克和莫頓接著做了一個顯而易見的類推:“在管理中,這樣的態度會引發真正的問題,無論管理者是載有400名乘客的747機長,還是一支森林救火隊的領導,是董事會的執行官,還是生產車間的監工。”
小組成員之所以沉默,是因為他們從以往的經驗中得知領導不會聽他們的,即使提出的資訊是有用的也一樣。更糟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敢“多嘴”,還可能會遭到叱責。——這就是信任問題。在不信任的文化中,付出代價最多的是領導本身和他們的組織。由於不想聽到他們不愛聽的話,很多領導就這樣將潛在的有利資訊擋在了門外。
透明,信任以及對當權者說真話是複雜地聯絡在一起的道德和組織概念。如果想創造出一種具備這些特徵的文化,領導必須做一些務實的事:“對所有人平等公開資訊;對那些用建設性的方法證明”皇帝沒穿衣服“的人,不要懲罰;不要褒獎虛假的忠誠;提拔並獎勵有原則的“不隨大流者”。但這些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最高政府最近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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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警示世人的教訓(1)
儘可能保證資訊暢通無阻的流動,是一個商業機構在競爭和挑戰中必不可少的能力,資訊的自由流動也是*繁榮的必要條件。過去幾年裡,政府內部人員出版了十幾本書,記錄了因為不願聽到讓自己不悅的真相,美國政治領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包括事業、名譽甚至生命。
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始前,埃裡克·辛塞奇將軍告訴國會,在美國入侵後,穩定伊拉克局勢所需的軍隊比計劃的多得多。他說完後不久,辛塞奇就被當局邊緣化了: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指責他,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聲稱,將軍對於軍隊人數的估計“太不著邊際了。”很快辛塞奇就辭職了,但對於其他將軍來說,這個教訓印象深刻。比如,前國防部戰略防禦主任Kori Schake在國家安全會議上解釋說,“這件事的(負面)作用是,在你最需要評論的關鍵性時刻,那些參與其中的批評家們都默不作聲了。”幾乎同時,五角大樓估計,這場戰爭的花費大約在500億美金左右。而白宮經濟顧問勞倫斯·林賽的預測更加實際,他估計大概需要2000億美元的花費,結果他被總統開除了。
在《否認的國度》一書中,鮑勃·伍德沃德舉了一個例子,講的是在總統辦公室裡進行的一場關於佔領伊拉克的談話,這個例子和之前德羅寧假設的70年代通用總部的談話怪異地相似。據伍德沃德所說,國務卿科林·鮑威爾試著對喬治·W·布什總統和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解釋,在巴格達最大的問題就是,有兩個指揮系統,而這兩個指揮系統都向國防部長拉姆菲爾德彙報:
總統看上去很驚訝。
“不對,”賴斯說。“不對。”
鮑威爾認為賴斯有時候很自信,但他十分自信自己是對的。
“是的,我說的沒錯。”鮑威爾堅持。
“等等,”布什打斷,站在了賴斯一邊。“聽上去不太對。”
在《百分之一的學說》中,作者羅恩?蘇斯金德描述了總統是如何用“毫無根據的確信”來解決外交政策問題的:
其實,政策流程從未有過太大改變:人們為一些條款經常爭論的面紅耳赤,但是,各位代表以及當事人的表現讓人覺得,他們並沒有竭盡全力地希望總統透過(某個法案);如果他們這麼做了,多半是因為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