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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漢國而言，現如今的機會可謂難得，再不趁這個機會一舉將石碣趙國打殘，日後還不知道能不能有這樣的機會。
劉彥給自己制定的計劃是一年之內將石碣趙國打殘，奠定光復中原的基礎。那麼打殘石碣趙國最有用也是最有力的莫過於重創白馬的羯人族兵，只要羯族死人死到一定的份上，石虎在中原的統治地位不但會動搖，連帶石碣趙國兩大幫兇的羌族和氐族也會心生別樣心思，諸多雜胡會不會再聽從羯族統治也屬於難說。
渡過黃河進攻鄴城或是襄國是一個冒險方案。
鄴城那邊先不談，襄國卻是石碣趙國真正意義上的中心。襄國一直是石碣的精華所在，這裡的精華所指的不是經濟中心，是不管石勒還是石虎都將羌、氐、晉、匈奴等等的核心部分安置在襄國周邊，導致的是襄國比起其它地方人口更為密集。
“近一兩年石虎逐漸將羯人和各族的人轉移到鄴城，鄴城成了石虎最為重要的陪都。”桑虞家族中的許多族人之前是在石碣趙國當官，一些核心族人的官職還不小，對石碣趙國的瞭解度很高。他說：“石虎大肆調動羯人出征，他不會留下太多的羌人、氐人、晉人在襄國或是鄴城，他也會擔心那些人反叛。”
鄴城近幾年一直在大造宮闕，動用的人力超過百萬，物力上面更是難以計算，等於是石碣趙國的國力大部分就是用在了對鄴城的建設上。
石碣趙國的國力本來就不強，再有對鄴城的建設消耗大批物資，說石虎對這一場戰爭準備不足就是出於這點。
自姚弋仲被漢軍俘虜之後，羌族實際上已經進入到實質的分裂之中。
石虎原以為會很輕鬆地控制住羌族，他沒有想到的是失去了姚弋仲的約束，熟羌還好說一些，生羌卻是成了惹事的主力軍。
不開化民族總是會有“熟”和“生”的區別。所謂的“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例如開始有組織性和協調性，自然也要算上擁有一定文化基礎。而“生”所指的是野蠻和不服從領導，通常每個民族“生”的那一部分都是最為野蠻的群體，能夠為己所用在軍事上有重大意義。
姚弋仲是羌族公認和認可的總領袖，恰恰是因為這點才會讓石虎忌憚。
總的來說就是，石虎原先的算盤落空，姚弋仲在的時候雖然有威脅，姚弋仲被漢軍俘虜之後，不斷生亂的羌族卻是成了真真正正的威脅。
石虎不但因為姚弋仲的被俘而無法控制羌族，苻洪去了隴西之後的氐族也不是那麼聽從石虎的調派。
拿這一次石虎率軍到濮陽郡做例子，要是姚弋仲和苻洪都還在的話，石虎可以讓兩人集結羌族和氐族的青壯參戰，兩人都不在之後石虎卻只能調動雜胡以及石碣境內的晉人。
雜胡一般都屬於不入流的貨色，不是說雜胡有多麼羸弱，是雜胡的部落太多太雜很難有組織性，心氣上亦是與各大族沒法比。雜胡打順風仗可以驍勇無比，遇到僵持則會選擇出工不出力，到了情勢不利的時候最先崩潰的就是雜胡。
晉人在石碣趙國是處於社會最底層，他們的社會地位甚至連野獸都不如。那是石碣趙國以律法明示的事情，石碣的律法中就有一條“傷獸罪”是專門用來針對晉人。所謂的“傷獸罪”很好理解，就是晉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傷害野獸，哪怕是遭遇野獸襲擊也不能對它進行傷害，要不然晉人就要被石碣的官方追究，而追究的方式就是弄死晉人。
石碣趙國境內那些本來就不好過的晉人，他們是在石碣的建武八年（公元三四二年）又面臨滅頂之災，原因是石虎聽從沙門僧人吳進（又稱胡進）的預言。
吳進是晉人，皈依沙門之後成了一名“不在五行內”的僧人，他晉人的出身因為僧人的身份而免除。
不在“人世間”的吳進，他向石虎預言說，未來石碣趙國必將會被晉人滅亡，應該大肆殘害晉人，不能讓晉人的元氣得到恢復。
石虎起了在鄴城大肆建造宮闕的心思除了自己愛好享受之外，另一個大原因就是吳進的語言。
建造宮闕需要動用的人力並不少，以現如今的技術在工程作業中死人是一種普遍現象，僅僅是建武八年到建武十一年，先後有七十餘萬晉人被徵發徭役到鄴城，到了今時今日存活的不知道有沒有二十萬。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石虎為了進一步弄死更多的晉人，他進行了一個運河挖掘做業，徵集的人力達到恐怖的五百萬。
是徵集五百萬人去挖河，是五百萬人啊！可以說石虎絕對是幹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壯舉，以石碣趙國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