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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那個時候君王同樣不敢說整個國家是自己的私產，比之大一統之後的秦帝國，各個諸侯國延續的是“臣為君之臣，臣下之臣非君之臣”的傳統。通透一點就是，君王是有管理權，可要是屬於我的，只要我沒有犯法，該是我的還是我的，哪怕是君王也不能嘴巴一張，我的東西就變成君王的。
上古先秦的社會公認規則，君王只是首領，各貴族為之效勞，國人享有對國家的建議權，只有奴隸才是啥玩意都沒有。
到了劉邦之後，國家都是皇帝的產業了，所有的東西都是皇帝的所有品，可不就是能嘴巴一張，想要什麼，誰都必須無私奉獻了嗎？就此，皇帝就是奴隸主，各級官員是奴隸主手下的員工，國家之內誰都是奴隸了。
現如今漢國走的是秦帝國的軌跡，走的是嚴格執法的路線，可也沒少幹滅掉哪些家族將財產歸於國家的事，溫和一點的是出資回收超過限量的名下土地。要說有什麼遮羞布？那就是“被搞”的那些人算不上漢國治下之人。
包括蔡優在內的一些人不想看到桑虞太過份，是他們從劉彥的一些行事作為上有發現，劉彥走的不是劉姓漢室的家國天下，是要恢復到正常國家該有的統治之法。
君王沒有想著將整個國家視為自己的私產，不搞家天下，走的是公天下路線。後面那一個，只要不是奴隸就享有“私人財產，非觸犯律法，財產不可無故剝奪”的權利，這種體制對於貴族的好處最大，百姓更不會吃什麼虧，只有君王不能再為所欲為。
其實蔡優只差對桑虞破口大罵“君王都在極力限制自己的私慾，你特麼是不是在刺激君王，要搞得大家沒得玩”，用了很大的努力才算是忍了下來。
漢國的三公九卿中出身世家的人並不佔多數，桑虞所在的家族在北方是真正意義上的世家，呂議在南方只能說是三流世家，其餘各人最多也就是大家族出身。
原先的底蘊會決定他們的思路，像是蔡優等一些非傳統世家出身的人，是絕對不願意看到國朝之初就發生資源分配的事，但大部分是覺得爭不過，並不是真的出於為國家考慮的心思。
大家起點不一樣，有限制才是大多數人樂意看到的，要真的依靠底蘊去拼，北方除了崔氏真沒人可以一對一和桑氏拼。而這兩個氏族，桑氏早就在幹收編各家族為己用，崔氏則是仗著崔婉的王后身份。
“大漢缺少官員是不爭的事實。”桑虞並不敢引起眾怒，說道：“官員從何而來？從各家族而來啊。”
那就是無可避免的局面，知識掌握在有底蘊的家族，普通百姓難有獲取知識的渠道，當官什麼的真與普通百姓沒任何關係。這樣的局面是從國家被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決定了的事情，除非是獲取知識的渠道被開啟，要不然壟斷是必然的。
蔡優等人聽出來了，事實就擺在那裡，桑虞也暗示桑氏一族並不會幹得太過份。
他們想要的就是桑氏一族不要太過份，一個家族出現太多官員只會讓君王產生警惕，再來是一個家族掌握太多資源也不會讓其餘家族放心，利益在最大的程度上進行共享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
桑虞做出了保證，大家得到保證也就情緒不再激動，能夠平和地去談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王上有意取消舉薦之制，全面執行考核之制。”庾翼剛才就沒怎麼說話，以南方目前面臨的尷尬局面，那些事情沒得摻和。他說這個話題再次引得眾人不得不集中精神：“考核之制，是如何個考核之法？”
桑虞就給出了正確的答案：“王上所言，乃是科舉之制。”
其實之前考核早就存在，先漢的孝廉制度就有相關的考核，比如必須是良家子，再來就是關於名聲的大小，進入官場之後也有相關的提升制度。孝廉制度有一個關鍵，那就是必須要有推薦人，被舉薦的人要是犯了什麼事，舉薦人是要一同擔負責任。因此某個有資格進行舉薦的人，壓根就不敢隨意去舉薦誰。
庾翼因為關注，所以迫切，誠懇地問：“何為科舉？”
桑虞本來是不想說的，目前的知識無可計價，懂得別人所不懂的就是最大財富。他是見所有人都盯著自己看，勉為其難地稍微解釋道：“出身清白之人，擁有學識之人，可參與層層考試選拔，最終為官。”
聽著並不複雜，卻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大多數人所理解的是，只要有知識和身家清白，等待科舉正式作為國家選才制度後，誰就都能當官。他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那以後門閥、世家、大族會大肆遭受寒門的衝擊，甚至連寒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