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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姑娘今朝出嫁，將把歡樂和美帶給她的婆家。”
一個好女子，預示著家庭幸福、和美。
這首詩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女子的終極要求：美貌與智慧並重。“桃夭”作為一個審美範疇，傳達了春秋時期的美學思想，併為後代世襲。
故孔子稱讚《詩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而陳子展先生說：“辛亥革命以後，我還看見鄉村人民舉行婚禮的時候，要歌《桃夭》三章……。”
《桃夭》所提出的美的概念是多層次的，由外而內，而終歸於內。
自“桃之夭天，灼灼其華”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社會很流行，它體現了真善美的三位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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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3）
關於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
楚國伍舉《國語？楚語》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
無害，也就是善即美，而且要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無害。
這種觀點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善”與“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實際上賦予了美以強烈的政治、倫理意義。
“善即是美”，先秦儒家的美學觀念，主要是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
孔子讚賞“詩三百”，根本原因是因為“無邪”。
他高度評價《關雎》之美，是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合於善的要求。
在評價人時，他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善與美，善是主導方面。
甚至連選擇住處，孔子也說：“里仁為美。”（《論語？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
可見，孔子關於美的判斷，都是以善為前提的。
只是“盡美”，還不能說是美，“盡善”才是根本。
《桃夭》反映的美學思想是豔如桃花、照眼欲明，然而“目觀”之美還不夠，只有具備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麗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桃夭》反映先秦人對家庭和婚姻的重視。
婚姻和家庭在整部《詩經》中舉足輕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關雎》，第二篇為《葛覃》，第三篇《卷耳》，第五篇《螽斯》， 第六篇即《桃夭》。
《詩經》的首發陣容便涵蓋了戀愛、結婚、夫婦離別、渴望多子、回孃家探親等等，涉及到婚姻生活中的主要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每個人都仰仗著家庭迎接困難，戰勝天災，爭取幸福生活。
因此家庭和睦、團結尤其重要。而娶親則關係到家庭未來的前途，所以對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
從統治者方面來說，就要複雜多了。《禮記？大學》引《桃夭》時雲：“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這便道破了桃夭的本質。
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家庭的鞏固關係到社會的鞏固。
至漢，出現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關係）之說。
皆以夫婦關係為根本，認為夫婦關係是人倫之始，其它的四種關係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
宋代理學家朱熹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詩集傳》卷七）
魏文侯說：“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
“宜家”是為了“宜國”，在他們眼裡，“宜家”與“宜國”原本是一回事，當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因此可以理解為何不同的時代好女子有不同的定義。
在母系氏族時期，好女子是生育技能特別發達的女子，她能不間斷的哺育後代，以使自己的部落強大、興盛。
因此，那時健壯便是最大的善。
奴隸社會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還保留了一些母系氏族社會的遺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