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治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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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者稍有不同。根據錢穆的敘述，顧炎武主張“明道”、“救世”，他當然也在考證中尋求規律；但是“明道”、“救世”卻超出了規律。這同所謂“義理”有類似之處，義理不能等同於規律。這種明道、救世的理想，到了乾嘉時代，由於客觀環境的變化，已經消失。學者們囿於所習，只在故紙堆中尋求規律，把義理忘記了。寅恪先生卻不然。他的專著和文章，不管多長多短，都展現了他那種嚴密考證的才能，其中都有規律性的結論。但是他卻決不到此為止，決不為考證而考證，他那種悲天憫人、明道救世的精神，洋溢於字裡行間，稍微細心的讀者都能覺察。在這一點上，他同宋代大史學家司馬光頗有“靈犀一點通”之處。他之所以推崇宋學，原因大概也就在這裡吧。

講到小學，也就是語言文字學，從顧炎武到乾嘉諸老，無不十分重視。顧亭林的話有代表意義：“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顧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但是，他們的小學，實際上只限於漢語。這當然有極大的侷限性。到了寅恪先生手中，小學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古代外族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無不供他驅使。這樣一來，眼界和研究方法都大大地擴大，其所得到的結論當然也就今非昔比了。乾嘉諸老自不能望其項背矣。

德國的考據學

德國學術發展史，不同於中國。他們治學的方法不可能叫做考據學。但是，德國的民族性中有一突出的特點，這就是所謂的“徹底性”（Gründlichkeit），也就是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勁頭。這種勁頭與中國的考據學有相通之處。19世紀，比較語言學在德國取得了其他國家都趕不上的輝煌成就，與這種民族性有密切聯絡。19世紀至20世紀的梵文研究，也表現了這種精神。

寅恪先生曾在幾個歐美國家留學，在德國時間更長，受業於Heinrich　Lüders諸大師，學習梵語及其他古代語言文字，深通德國學者的治學方法。結果他把中國考據學和德國考據學嚴密地結合起來，融會貫通，再濟之以德國的徹底性，著為文章。在考證方面，別人在探索時能深入二三層，就已經覺得不錯了，再進就成了強弩之末，力不從心了。而寅恪先生則往往能再深入幾層，一直弄個水落石出，其結論當然深刻多了。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4）

但是，他學習德國考據學，並非奴隸式地模仿。在加註方面，他不學習德國學者半頁加註做法。他的辦法毋寧說是更接近中國傳統做法，腳註極少。有的地方，他又超越了德國考據學。德國學者往往只求規律，不講義理。而寅恪先生則是正如我上面所說的，規律與義理並重。這一點，只要讀一讀兩方面的文章，立刻就能感覺到。

歸納以上所論，寅恪先生實集中德兩方考據學之大成。當代中國有些學者往往視考據學為一時一派之方法，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曾大批考據學，大有當代堂？吉訶德之勢。及今思之，實覺可笑。其實只要搞學問，就要有資料，首先必須把資料搞清楚：真偽如何？時代如何？來源如何？演化如何？相互關係又如何？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史料不清，而貿然下結論，其結果必然是南轅而北轍，不出笑話者幾希。

我認為，Heinrich　Lüdrers和寅恪先生為中西兩個考據學大師。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印度發現了新碑銘，讀不懂，就說：找Lüders去。他被公認為近代最偉大的梵文學家。他同寅恪先生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考證名物，旁徵博引，分析入微，如剝芭蕉，漸剝漸深。開始時人們往往不能理解，為什麼這樣假設。但是，只要跟著他們剝下去，到最後，必然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茅塞頓開，豁然開朗了。我讀他們兩人的極端繁瑣貌似枯燥的考證文章，認為是極大的享受，遠遠超過中外文學名著，並世無第三人。同意我的意見的，大有人在；不同意者當然也同樣大有人在。俗話說，敲鑼賣糖，各幹各行，不能強求的。不管怎樣，他們兩人的著作，我總是愛不釋手。他們那種天外飛來的奇思，於沒有聯絡中看出聯絡，於平淡中看出深邃。讀到會心處，直欲“浮一大白”。當年靈山會上，如來拈花，迦葉微笑。世間沒有佛祖，我也絕非迦葉。但是，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們對兩位大師的著作的愛好，難道同這個神話故事所表達的意蘊，沒有相通之處嗎？

要在寅恪先生的著作中找具體的例子，那就俯拾即是，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在文章中喜歡用“發古人未發之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