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治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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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

對一個學者來說，治學方法是至關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學術界難得解人矣。我不認為，我們今天的學風是完美無缺的。君不見，在“學者”中，東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裝懂者有之，道聽途說者有之，沽名釣譽者有之，譁眾取寵者有之，腦袋中空立一論，不惜歪曲事實以求“證實”者更有之。這樣的“學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麼叫治學方法。

寅恪先生十分重視自己的治學方法。晚年他的助手黃萱女士幫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說是立下了大功。有一次，寅恪先生對她說：“你跟我工作多年，我的治學方法你最理解。”黃女士自謙不很理解。寅恪先生一嘆置之。他心中的痛苦，我們今天似乎還能推知一二。可惜我們已經迴天無力，無法向他學習治學方法了。現在我來談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實在有點不自量力，誠惶誠恐。但又覺得不談不行。因此，我談的只能算是限於個人水平的一點學習心得。

什麼是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呢？

一言以蔽之，曰考據之學。

這是學術界的公言，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見。汪榮祖先生在《史家陳寅恪傳》中再三強調這一點，這是很有見地的。

但是陳先生的考據之學又決不同於我們經常談的考據之學，它有它的特點，這一方面出於治學環境，一方面又出於個人稟賦。寅恪先生有家學淵源，幼承庭訓，博通經史，泛覽百家，對中國學術流變，瞭若指掌；又長期留學歐美日本，對歐美學術，亦能登堂入室；再加上天賦聰明，有非凡的記憶力，觀察事物，細緻入微。這兩個方面，都表現在他的考據學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具體地說就是，他一方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乾嘉考據學的精神，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特別是德國考據學的新方法，融匯中西，一以貫之。據我個人的體會，寅恪先生考據之學的獨特風格，即在於此。

中國的考據學

在中國學術史上，考據學同所謂漢學是密切聯絡的，是漢學家所使用的治學主要方法。在學者之間，雖然也有一些分歧，但是大體上是一致的。漢學是對宋學的一種反動，濫觴於明末清初，大盛於乾嘉時代，考據學大體上也是這樣。詳細論述，請參閱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及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什麼叫考據（或證）學呢？梁啟超在“概論”中有幾句扼要的話：

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目。

錢穆在“學術史”第四章講顧亭林時，對考證學作了細緻的分析：

故治音韻為通經之鑰，而通經為明道之資。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證學，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經，即以治經功夫為明道，誠可謂亭林宗傳。抑亭林此書，不僅為後人指示途轍，又提供以後考證學者以幾許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為種種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而辨其流變，一也。（中略）其次則每下一說，必博求佐證，以資共信，二也。《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謂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貫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佐證，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語必博證，證必多例，此又以後考證學惟一精神所寄也。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3）

亭林之治音學，其用思從明其先後之流變而入，其立說在博求多方之證佐而定，此二者皆為以後乾嘉考證學最要法門。

在後面，錢穆又引了方東樹《漢學商兌序》的話，把清儒治考證者分為三派，都可以說是深中肯綮的。事實上，清代考證學總是不斷有所發展的。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如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孫，等等，考證方法大同中有小異。到了章學誠，又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點，又前進一步了。

總的來看，寅恪先生繼承了這個考證學的傳統。但是，他又發展了或者超越了這個傳統。何以說是“超越”呢？我個人認為，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他強調在史實中求史識；一個是他大大地擴大了傳統的“小學”的範圍。

所謂“史識”，是不是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但又不全是。探索規律性的東西，所有的考據學亦都能做到，做不到這一步，考據也就失去了意義。乾嘉諸老都能做到。可惜他們就到此為止。據我個人的觀察，在這一點上，乾嘉諸老與明末清初考證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