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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贏了！他說，真是難以置信。當然，他講的是德語。“我無法相信。我從來沒有玩過這種牌，但是我贏了，我贏了！這不是奇蹟是什麼？”他是個羅馬天主教徒。
他從桌邊的椅子上站起來，兩眼仍然望著面前的那一手贏牌，按特勞特的說法就是，“就好像那是都靈裹屍布的碎片”①。那個混蛋問道：“這難道不說明事情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糟糕嗎？”
愛娃·布勞恩吞下了氰化物藥丸，攪了別人的興致。這藥丸是戈培爾夫人送給她的新婚禮物。戈培爾夫人除了家用以外，還有多餘。特勞特是如此描寫愛娃·布勞恩的：“她惟一的罪行是答應讓一個惡魔在她的產道里射精。這種事情發生在最好的女人身上。”
共產黨的一枚二百四十毫米榴彈炮炮彈在掩體的上方爆炸。房頂上的牆粉碎屑受震動後雨點般地落下，灑在掩體中被震得耳朵發聾的人的頭上。希特勒本人說了一句笑話，證明他仍不失幽默感。“下雪了。”他說。這也是以帶詩意的方式在說，時間到了，該自殺了，除非他願意在一個怪人旅行演出隊當一名鎖在鐵籠裡的超級明星，與長鬍子的女人和做低階滑稽表演的小丑一起展出。
他把手槍對準了腦袋。每個人都說：“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①他說開槍自殺是一個不失尊嚴的舉動，並說服了每個人。他最後的告別詞應該是什麼？他說，“說‘我一生無悔’好不好？”
戈培爾回答說，這句話本來應該非常合適，但是巴黎卡芭萊歌舞表演女明星伊迪絲·比亞夫用法語把這句話唱了幾十年，已經爛熟於世。“她的綽號——”戈培爾說，“叫‘小麻雀’。你不想讓人記住你是小麻雀吧——除非我猜測有誤。”
希特勒仍然未失幽默感。他說：“喊一聲‘賓戈’好不好？”
但他已十分疲倦。他把搶再次對準自己的腦袋。他說：“反正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出來。”
手槍發出“砰”的一聲。
第二十一章
我是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名譽主席，該協會總部設在紐約的安赫斯特，我從未去過。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學家艾薩克·阿西莫夫博士①擔任這個沒有實際功能的職務的。我們有一個組織，有些無聊的事務，目的是為了讓人知道我們人數眾多。我們希望作為人文主義者活著，但不必多談多想，就如我們在呼吸，但不必去談它想它一樣。
人文主義者要求自己體面、正直地做人，但並不考慮來世的報答或懲罰。對於我們，宇宙的創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們儘自己的努力為我們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務，這個抽象概念就是我們的社團。
我們是宗教組織成員的敵人嗎？不是。我最要好的戰時夥伴伯納德·V，奧黑爾原來信仰羅馬天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了信仰。我可不喜歡那樣。我認為那樣損失太大。他現在已經去世。
我從來沒有過這類的信仰，因為我是由一些有趣而又品行規矩的人撫育長大的，但是這些人又像托馬斯·傑斐遜和本傑明·富蘭克林那樣，對傳教士說的話持有疑心。但我知道，伯尼①失去了某種重要而高尚的東西。
我還是不喜歡那樣。我不喜歡那樣是因為我太喜歡他了。
幾年以前，在人文主義者協會召開的阿西莫夫博士紀念會上，我發了言。我說：“艾薩克現在已經昇天了。”這是我所能講的最滑稽的事，因為聽眾全是人文主義者。我使得他們捧腹大笑。會堂的情景就像特勞特小說《不開玩笑》中太平洋海底裂開口子將第三顆原子彈、“喬伊的驕傲”和其他一切吞沒之前的軍事法庭場面一樣。
等我自己死了以後——但願此事永不發生——我希望哪個愛逗笑的人也會說：“他現在已經昇天了。”
我喜歡睡覺。我在另一本書中發表了一首為老曲子填寫的新輓歌，其中寫道：“過了這一世，喜歡睡覺對誰也不是壞事。”
我認為在天上不再需要刑訊室和賓戈遊戲。
昨天，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了一封寫得很好的信。寫信者本來就沒讓人把他生下來，但生下後一直是我們完美無比的教養機構的俘虜，先是青少年罪犯，接著又是關押多年的成年犯人。他馬上要被釋放到一個舉目無親的世界中。在相隔了遠遠超過十年之後，自由意志又將闖入。他該怎麼辦？我，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的名譽主席，今天給他寫了回信：“加入教會。”我這麼寫是因為像他這樣的成年流浪兒最最需要的，是一個家庭一樣的環境。
對於這樣一個人，我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