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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觀看她那瘋子的舞蹈。
這一點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當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說，他就苦思冥想，希望發現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諭。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後，他是個孤獨的非洲裔美國人。
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離宮，達德雷·普林斯將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勞特的手中。特勞特本以為，衛生部早已將他的手稿或者焚燒，或者掩埋，或者傾倒到了遠離岸邊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會有人閱讀。根據他自己對我說的話，當時他裸體盤膝坐在歐內斯特·海明威套間的大床上，滿心不悅地翻閱著那一捆邋遢的稿紙。那天天氣炎熱，他剛從“極可意”浴缸①中出來。
但那時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說的一個場景上：兩個小反猶太分子正在教穿著戲裝般軍服的納粹高階將領如何玩賓戈。特勞特從來都認為，作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時他對自己寫下的精彩片斷驚歎不已。他稱讚這段描寫是《聖經》中《以賽亞書》的迴響：“狼將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並臥歇息。幼獅和仔畜相處為伴。一個小孩帶領它們。”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讀了那一段，”特勞特對我和莫妮卡說，“然後我問自己，‘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我不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在幹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後提出這樣的討人喜歡的問題。早在時震發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林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裡我和我的第一個妻子簡·瑪麗·馮內古特——她的孃家姓是考克斯——一起養育著四個男孩和兩個女孩。我從事寫作的耳房已搖搖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僱用與我同齡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樣再重造一間。泰德是個技術不錯的打雜工。他一個人建起了牆基。攪拌水泥車來澆水泥時也是由他監工。他親自把水泥板安放在牆基上面。他造了整個耳房的構架後，鋪上屋頂蓋板，釘上披迭板，蓋上木瓦，排設電線。他安上門窗，又在內壁將石膏灰膠紙夾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膠紙夾板是最後一道工序。室內外的油漆由我自己來刷。我告訴泰德我至少想參與一點，不然他連塗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來做引火柴的餘料碎片扔刊垃圾堆裡後，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從三十碼之外欣賞我的新耳房。
接著他問了這個問題：“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這句問話一直是我最愛引用的三句話之一。三句話中的兩句都是提問，而不是任何型別的善意規勸。第二句是耶穌基督的話：“他們視我為何人？”
第三句來自我那個當小兒科醫生、愛水彩畫、吹薩克斯管的兒子馬克。我在另一本書中已經引過這句話：“不管是什麼，我們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會提出異議：“親愛的馮內古特醫生，我們不可能全去當小兒科醫生。”
《掩體裡的賓戈遊藝會》中，納粹分子在玩牌，由那個也許是歷史上效率最高的宣傳部長高聲喊出玩牌人配出的勝方和負方。這些深藏在地下的戰爭罪犯，在紙牌遊戲中得到了解脫，就好像那些溫順的老女傭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會中緩解痛苦一樣。
好幾個戰犯都佩戴著鐵十字勳章，這種勳章德國只授予在戰場上表現出極度勇敢精神的人。這樣的勇士足以歸入精神變態者之列。希特勒佩著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殺企圖中當下士時得來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殺行為中，我是個陸軍一等兵。像歐內斯特·海明威一樣，我從來沒向任何人開過槍。也許希特勒也從來沒玩過這個大把戲。他不是因為殺了很多人而獲得國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為一名異常勇敢的通訊兵而獲得勳章的。在戰場上，並不是每個人只管殺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個情報偵察兵，到我方尚未佔領的區域，偵探敵情。如果遇到敵人，我不是去同他們作戰，而是要潛藏隱蔽起來，儲存自己，以便向上級彙報敵人在何方，據我所觀察他們在幹些什麼。
那是寒冬臘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級倒數第二的勳章，因長了凍瘡而得紫心獎章。
戰爭結束後我回到了家中。我的叔叔丹朝我背上猛擊一掌，大聲吼道：“你現在是個男子漢了！”
我差點兒平生第一次打死了德國人。
讓我們回到特勞特那篇以真人真事為素材寫的虛構小說：就好像真有上帝的安排，元首突然間大呼一聲：“賓戈，成了！”阿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