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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展到後來那種結果，實在不是那位女學生之心願。為此事，有關部門給他老人家戴了一頂“壞分子”的帽子。你說多冤？他老人家有一位兒子，名諱邢仲良，也居太原。人們說他以前是一位煤礦工人，後來又聽說他老人家因公成了殘疾，我只有祝福他老人家晚年幸福安康。
他倆的哥哥名諱邢富海，村裡人稱富海先生，也是一位很有學問的人。我對他老人家沒有印象。
還有擔任過閻錫山文書的邢子述老先生，更是村裡出類拔萃的頂尖人物。下面單列一篇，專門講述他老人家的事情，在此不贅。
還有根*先生的二位兒子——邢相禹和邢相湯，下面也單列一篇，專門講述兩位老人家的事情，在此不贅。
父親說，村裡還有許多教書先生，給他老人家留下印象的就有：桂林先生，春林先生，根元先生，殿元先生，穩堂先生（二十世祖，四全先生之子），夢先生等等。
還有我尊敬的祖父——安和先生。
所有這一切，就說明一個問題，村裡人重視教育，尊重文化。人常說，寺莊村的先生，比下河北村的狗都多。這個比喻似乎有些欠妥，教書先生是何等受人敬佩，豈能與狗相提並論？但是，它卻說明了一個通俗易懂的道理，也反映出一個村風：重文輕農。重文輕農的結果，就必然湧現出許多教書先生來。讀書求學，著書立說，大道理講，是報效國家，為國家出力。小道理說是光宗耀祖，顯耀門庭，也就是不被外人輕視，不讓外人小看。
當然，也有部分教書先生出於無奈，下地幹活，有心無力；外出經商，又無資本，只好讀讀《四書五經》，教幾個學生，掙幾文銅錢，以養家餬口，維持生計。
以上說得是解放前的事情，解放後的情形並不樂觀。一九八零年之前，村裡只出了四位中專生：同族伯父張寶林是第一位，下來是邢大成（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年齡和父親差不多，寫的一手好字。還有一位是村民邢隆旺（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出生）愛人，她老人家的名字與母親同名同姓，也叫邢利貞，前幾年就下世了。第四位中專生叫邢中珍，邢利貞妹妹，原平農校畢業生。
一九八零年之後，我可以說是第一位考上中專學校的人，也算是一位文化人。雖然夠不上先生那個級別，比一般人來說，還是多認得幾個字，這是父母引以為豪的一件事情。雖說小時候，吃過許多苦，受過無數罪，但比起祖父和父親來說，我還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挨批受斗的事情，在那個社會是很容易發生的。況且老人們常常這樣說：小時不吃苦，老來不知福。我以為這是一條真理。
還是說說我的現狀，出了三本個人專著，是我沒有自卑感的唯一本錢：第一本是我給有關單位和個人寫得紀實文學，四百二十七個頁碼，三十五萬字，書名叫《豐收&；#8226；大可作品專集》，書名是父親給我題寫的，印數一千冊，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發行，時間是二零零零年十月。第二本是我的詩集《月*人》，二百五十六個頁碼，二十三萬字，書名也是父親給我題寫的，印數一千五百冊，白山出版社出版發行，時間是二零零一年九月。第三本是我的散文集《晚上的花朵》，書名是祖母的侄兒弓中正前輩給我題寫的，印數二千冊，也是白山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時間是二零零三年二月。三本書都沒有再版，就說明自己的水平，還停留在“初版”這個基礎上。雖說沒發表的書稿還有許多，自我感覺離祖先的要求還相差甚遠。
下來是邢天德的三閨女，她叫邢忠蓮。再下來就是我的弟弟張德昌（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日出生），他是湖北工學院畢業生，屬馬，現在浙江省寧波市一傢俬企工作。再下來就是我的兒子張峻峰（一九八六年一月七日出生），他於二零零三年考入北京裝甲兵工程學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所軍官學校，一切費用全部由軍費開支，應該說是非常適合咱這種家庭的。話說至此，這就聯想到我小時候的二個願望：一個是當兵，一個是上大學。想不到兒子一下就實現了我兒時的二個願望，這是我感到異常高興的一件大喜事，尤其是我父母，高興得逢人便說見人就誇。
再下來就是我同學邢林虎（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生）的兒子——小名叫周子，大名叫邢州傑，比兒子大一歲，於二零零四年考上了太原理工學院，應該也是不錯的。
現在是同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