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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在這個花粉飛揚的季節，學校空氣中卻飄散著一種不潔的物質。與此同時，風傳廠裡要清理精神產品，鄧麗君的歌要禁止，職工家裡的《紅樓夢》、《紅與黑》和《安娜？卡列尼娜》之類的書都要沒收，攪得我心情很糟。
大江之津（4）
我們都是按計劃分配到廠裡的。我是計劃經濟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顆螺絲釘。廠裡的工程師，學校的李光林、楊文典等大哥級的同事，都是*前名牌大學畢業的，比如哈軍工、哈船院、上海交大甚至北大、清華。他們才真正是閃閃發光的螺絲釘。他們本來都分配在上海、大連、武漢和西安那些響噹噹的國防軍工單位。1965年越南戰爭爆發以後，偉大領袖為國家的安危深感憂慮。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要準備打仗，建設三線。他老人家大手一揮就讓這些精英連同所在單位隱入深山。十幾年過去了，我們廠這些螺絲釘們早已被牢牢地擰在了東方紅。而我，一開始就是鬆動甚至是搖搖欲墜的。現在，我決定要自己把自己從這裡拔出去。
故事2006
2006年盛夏。對江津而言，這本該是一個水汪汪的季節，綠肥紅瘦，廣袤的原野被厚重的綠蔭所覆蓋。然而大旱，大地被熱風大塊大塊地灼傷，連片枯死的竹林，搖曳著觸目驚心的焦黃。牆上的爬壁虎再沒有從冬天活過來，像一些破魚網掛在那裡。在江津火車站附近的三岔路口問路，擺攤的年輕女人問我是不是去東方紅。她說到這個地名時就像說自己家人名字那樣自然，但是我好一陣都沒有反應過來。東方紅，這裡有過這樣畸形的名字嗎？即使有，現在還可能繼續使用嗎？
確實依然叫東方紅的工業區，小街格局依舊，但已被密密的地攤、修理鋪、商店和餐館擠滿，充斥著腐爛菜葉、生活汙水和酒菜的氣息，像任何一個小鎮那樣隨意和世俗。趕街的農民，叫賣的小販，滿街的江津土話更模糊了它與其他小城鎮的邊界。我從水果、蔬菜和廉價工藝品之間穿過，從吃串串香和炸醬麵的人叢中穿過，從茶樓、網咖、ok廳和掛著“喪葬服務一條龍”招牌的什麼公司旁邊經過。我調動一切記憶來認識眼前的這個東方紅，然而它卻躲在這些小鎮繁華背後不肯出來。
是學校喚醒了我全部的記憶，甚至喚醒了小徑上的那些腳印，牆上那些苔痕，還有無數早已隱入記憶深處的面孔。學校還是那個學校，教室還是那些教室，連鍋爐房、廁所、操場的一磚一石都保持著原貌。只是樹被全部伐倒。這些與工廠同齡的法國梧桐當年就已很高大，二十餘年過去，似乎又高大了許多。原先它們站立在道路兩旁和操場四周，整齊成行，像士兵的警戒線。現在，這些“士兵”像是中了彈，仰面倒下。一地木屑是它們碎裂的骨渣。操場上幾位民工告訴我，這些樹全部淘汰，換種觀賞樹種。
我當年經常打乒乓的活動室看來早已無人活動。室內積灰很厚，球檯堆在角落，腳架鏽爛，檯面散架。這一堆黑糊糊看不出眉眼的東西，正在被時光消化。
還在放暑假。但我當年經常上語文課那個教室的門並未關死。我推門而入，在牆角尋了一個粉筆頭，還像當年第一次走上講臺那樣，工工整整地在黑板上寫下：“第一課 誰是最可愛的人”。然後轉身，清了清嗓子，面對下面虛擬的座無虛席的學生，用標準的普通話喊一聲，同學們，上課．．
已很難找到同事。工廠已經破產，被其他企業兼併。老大哥老大姐們退休後差不多都選擇了回老家。可愛的方老師成為*功的痴迷者，神神秘秘，遠離人群，閉門不出。和我同時的年輕人紛紛步我的後塵，早已在船沉之前逃離。只有任啟坤、蔣萍夫婦還在堅守。啟坤已經從廠醫院下崗，開了個小診所，懷才不遇，大罵貪官。蔣萍是學校的末代校長，親自為我們的學校劃上句號。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大江之津（5）
我的學生已很難找到幾個。考上大學的一去不返，有技術的遠走深圳上海打工。堂堂軍工企業，當年就已經淪落到靠生產組合夾具、腳踏車配件度日——這在我看來，它當時就已是一個癌症患者，有條件的人，誰會為它殉葬？
晚上，我們在學生於紅開在江津鬧市的餐館聚會。趙金霞、於紅、楊開紅、代紅……她們身上完全沒有了當年的影子。這些過去用普通話怯生生地回答問題的學生，現在她們夾著香菸，擺弄著手機和mp4，大聲用江津話說笑，大膽評論當年的老師，坦率地介紹自己的生活。這完全是關於學校資訊的大發布，是20 餘年空白的大填補，是許多問題的大揭秘。但是溫川沒有來。這個當年我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