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空白處到身邊怪現狀:無所畏與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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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界的影響力。袁世凱重建權威的努力，給人的感覺，只是復舊和復古，令新的知識分子所不喜，而背後廢省設道、廢督裁兵的後續政策，不只為外人西南軍閥反感，也為自家佔了地盤的嫡系北洋將領所不喜。袁世凱如果不稱帝，他們的反抗將被視為叛逆，但稱帝之後，則可以變成堂皇的反覆闢、反倒退，而反覆闢，是合乎進化論“公理”的絕對正當行為。

就這樣，在稱帝前看起來強大無比的袁世凱，稱帝之後，經蔡鍔雲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樣垮了臺，連最親信的人都離開了他，不得不吞下“二陳湯”（指原來擁袁後來反袁的地方軍閥陳宦、陳樹藩和湯薌銘），一命嗚呼。

從此以後，復辟再也沒有了市場，曇花一現的張勳復辟，只不過是北京政府府院內爭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國民黨上臺，人們一直忍受著國家的混亂和分裂，一邊抱怨國家貧弱，一邊天真地認為自家已經進步到了*制度的臺階，就不能倒退。儘管這種已經進步了的國家和社會狀態，看起來似乎一點也不好。政治信仰中的糾葛，並沒有消解，當政的武人，有點出息的，則一方面尊重共和體制，一方面強調忠孝仁義，沒出息的，則除了搜刮民脂民膏，養小老婆抽大煙，什麼都不想，什麼也不信。

民國的三個面相（3）

二、制度扞格

袁世凱從孫中山手裡接過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之後，中國的制度就有了裡外兩種面目，第一種面目是軍人專權的軍國，第二種面目是*體制的共和國，也可以說，軍國其裡，民國其表。北洋時期如此，國民黨統治時期也是如此。國民黨自稱*，其實並不確切，王奇生的研究證明，國民黨這個黨，在體制中的作用，遠遠不及黃埔係為核心的軍，因此依然是軍國。

這種體制狀態，不見得作為表的*體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實上，控制政府的軍頭們，自家雖然是軍人，但並不喜歡“左也是東洋刀，右也是東洋刀”（袁世凱語）的狀況，由於進化論的作用，對*代議制度也有過期待。不見得這些軍閥都不愛國，不希望中國的事情變好，如果*制度能讓中國走向光明，他們也樂見其成。只是那個時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練不好*，不單是軍閥不行，政客不行，議員不行，連媒體記者和參與選舉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凱死後，接茬當家的段祺瑞，在最初的一個階段中，對國會相當尊重，也表現出樂意按規矩辦事的姿態來，可是，他樂意守規矩，國會方面卻不守規矩，國會專權成為那個時期最麻煩的事情，這也是恪守代議制的梁啟超的研究系（具有強烈的英美留學生的色彩），樂於跟段祺瑞合作，廢掉民元國會，重起爐灶，設計出第二屆國會（即後來所謂的安福國會）的緣故。段祺瑞發現，自己老實地守代議制的規矩就什麼事都辦不成，不守規矩，引入軍人干政，施展權術手段，就一帆風順。情勢逼著軍閥們不得不倒退著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後是主動倒退，在第二屆國會中，段祺瑞和徐樹錚，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殘。

在段祺瑞的皖系軍閥統治時期，國會還正常運轉，覺得國會不合作，也只能是換一個國會，這個國會選舉的時候固然有舞弊，但總的來說還有規矩。到了直系上臺，曹錕想當總統，就直接拿錢買票，買了票還開收據。等到直系下臺，奉系當家的時候，乾脆就是軍政府，張作霖做大元帥，連形式上的代議制都沒有了。國民黨上臺，部分地學習蘇俄，實行社會控制，軍國體制貫徹得比奉系粗糙的軍政府更勝一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說過，在*這個緯度上，民國政治是沿著下降線在行進。

儘管在下降線行進，但作為外表的*制度，依然起作用。當政者對於這個來自西方的制度還有相當的尊重，對於制度規定的公民自由，還是允許的。雖然允許的程度不一樣，北洋統治的多數時期，允許程度高一些，媒體罵政府、罵元首，儘管罵得很不堪，當政者也只好忍著。國民黨時期寬容度要低一點，但依舊允許民間自己辦報辦刊，頂多新聞檢查時，發現關礙文字，開天窗就是。殺記者的事，只有鬍匪出身的張作霖才能做出來，連蔣介石這樣的強人，對於跟自己唱反調的報人，比如《申報》的史量才，也只能採取暗殺手段對付，不敢公然封報紙、抓人入獄。對於教育，北洋時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學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國家辦的國立大學，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證，私立和教會大學自不必說，因此，這一時期有眾多的野雞大學，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學。國民黨雖然推行黨化教育，但在學校師生的抵制下，最多隻取得了表面的進展，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