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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信仰的話，只能是綱常名教，而綱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內容則是皇帝，沒有皇帝，所謂忠孝都沒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綱五常就缺了關鍵的專案。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舊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的，沒了皇帝，所謂名教就落不到實處，大家心裡沒著沒落的。
但是，近代以來，闖入中國大門的西方人，教會了國人另外一種信仰，這種信仰不是基督教，而是進化論。自從嚴復老先生把赫胥黎的《進化論和倫理學》的一部分，攙和些斯賓塞的東西譯成《天演論》端給國人之後，這個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為知識界乃至社會上層的第一信仰。
在中國流行的作為政治信仰的進化論，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兩者都體現著一種進化的歷史觀，在人類的生存競爭中，叢林裡的廝殺，導致歷史階梯性進步，位於後面的註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為模仿公羊三世建構的“新三世”說，特別典型，君主專制是為據亂世，君主立憲為昇平世，*共和為太平世。
顯然，如果按照這個歷史觀，當時的中國人處境大大不妙，無論文化、制度還是人，都屬於不能適應競爭的非適者，面臨被淘汰的命運。但奇怪的是，當時的國人卻偏不這麼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種，更不是野蠻人，只要拿來西方經過競爭證明優良的制度，那麼就可以迎頭趕上，乃至後來居上。即便經過庚子義和團事件這種怎麼看來都夠愚昧夠野蠻的大表演，我們的知識界依然保持了對自己的樂觀，堅信只要變革制度，中國稱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進入20世紀最初的幾年，在報紙上，黃種人稱雄歐亞的夢囈，總是沒完沒了地冒出來。
在這種沒影的夢囈中，中國開始了立憲的程序，感覺立憲步伐太慢而當權的皇族又不肯放權的時候，革命發生了，沒有人肯為皇帝背書，於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美國式的*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國。當年的名記者黃遠生說，當時的中國人有制度的迷信，認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掛在中國的城頭上，中國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制度迷信背後是進化論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 想看書來
民國的三個面相（2）
可是，到了人們迷信的制度開始運作的時候，麻煩來了。國人不懂選舉，國會和總統選舉看起來都像喜劇和鬧劇。國人更不懂政黨政治，不知道議會如何操作，國會、內閣、總統，三家打架，墨盒亂飛，政令亂下，最後強人總統袁世凱，用武力趕走了國民黨，弄殘了國會，馴服了內閣，讓自己也變成了頂著總統招牌的*者。但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新生的民國，即使走到外*而內*的境地，依舊陰影籠罩，內憂外患未了。近鄰日本乘一戰之際，強逼袁世凱政府接受意在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強按頭，頭被按下去了，合法性則受到嚴重損傷。國內的西南軍閥，依然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而為了征討國民黨而派出去的北洋將領，一旦有了地盤，也變得越來越不聽話。各地的土匪鹽梟，流民痞棍，蠢蠢欲動，活躍異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稅，沒有了皇帝，底層社會不太把總統當回事，在“草民”那裡，沒有皇帝，就意味著沒有了王法。
把袁世凱稱帝僅僅看成是個人野心的產物，難以令人信服。客觀上，這是袁世凱和他的幕僚班子為了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種嘗試。這種嘗試最終能落到地上，明顯受到了輿論的鼓勵。當時的社會對民國的實踐並不看好，不僅遺老遺少呼天搶地，就是一般百姓對民國也沒有親和感，生活沒有改善，治安紊亂，一系列社會改良，從剪辮子到放小腳，引起的騷擾遠比實惠要大得多。“民猶是也，國猶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騷，也是公認的現實。連中國政府的外國顧問，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都表達了共和制度不適於中國的意見。只不過，這種輿論導向，在帝制熱期遭逢中國特色的有意操控，變成了荒唐的“舉國一致擁戴”，在最後關頭，唯一有不同聲音的《順天時報》，居然會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親的案頭。
袁世凱對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僅是稱帝，還有對傳統綱常倫理的修復，在稱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凱，從傳下來的照片上看，已經古色古香，宛然就是一個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樣祭天祭孔，不僅僅是預備登基，更是昭示傳統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統治者一樣，這種重建，希望能是中外合璧、古今合一的。可惜，袁世凱高估了人們的復舊情緒的能量，低估了進化論的魅力，尤其是這種信仰在社會上層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