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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廢墟邊上繞了過去。這樣一來他就沒有發現那個堵塞了一半的地下室。即使看到了，他會不會感興趣，就更不得而知了。無論如何，就因為怕打攪畫家的工作，他沒能注意到地下室。一直走到瓦拉西的聽力之外，他才開口與朱麗葉·夏爾說話。
雖然德茲索·瓦拉西看上去是專心致志於面前的畫板，其實他是知道他們在那兒的。通常情況下，在他工作的時候，任何人靠近他——即便是悄悄地，也會使他惱怒。理由很簡單，他名氣愈大，就愈害怕自己正創作的畫不成功；這種令人焦慮的壓力只有在每件作品完成後才能得以解除。所以，在作品沒完成時，他從不讓人觀看他工作。
但對基爾伯特·蘇馬格勒的靠近，他卻沒有生氣。這位保險公司官員的出現使他常有的種精神恐懼得以減輕。如果明晚有人偷他的珠寶或客人的錢物，他會毫不在乎。甚到，即使有人挖走了他埋藏在住宅下面的金幣（有頭腦的匈牙利農夫怕紙幣貶值，都這麼幹），他也能容忍。
他擔心的是會有人偷走或毀壞他的作品。這是種精神上的恐怖，但卻是從他過去的經歷混生而來的。他曾在巴黎作畫7年。德國用閃電戰襲擊了法國。那時瓦拉西還是一個著名的共產黨人，為黨的事業做過一些宣傳畫。他遺棄了畫室和所有作品，逃出了巴黎。但納粹在法國南部發現了他，虧得巴索。巴里諾夫和娜塔莎·克里切夫斯基將他藏起來，救了他一命。他遺留在巴黎畫室中的作品——7年的心血——被德國人一把火燒掉了。那時的瓦拉西還只是小有名氣，德國人沒料到他的作品有一天會價值連城。
戰爭結束後，瓦拉西去了莫斯科，在更適合他的共產主義環境中重新開始他的創作活動。兩年後，蘇聯政府對他不那麼青睞了，因為他對某些政府官員做過善意的批評。有人宣佈他是反革命分子，並說他散佈西方的毒素，腐蝕了青年一代。於是他被迫再次逃走，所有作品又被遺棄了。他不知道那些作品的命運如何，也許又被燒掉了，也許被掃入某個地窖中，任憑它們腐爛。
逃出蘇聯後，他在法國南部作畫，名聲大振。他時時擔心他的作品會再度消失——就如沒有畫過它們一樣。但這個保安官員的出現，卻暫時抹去了那無時不在的恐懼感。
瓦拉西拂去這種思緒，自己笑了笑。你畢竟是老了，他對自己說，然後拿起一管硃紅顏料，擠了一大團在旁邊桌上的玻璃調色盤中央，又在角上擠了一點熟赭色。他拿起一枝20號畫筆，小心地蘸了一點熟赭色，將它混到硃紅色顏料中去調和。
調好所需的顏色後，德茲索·瓦拉西離開桌子，用筆在畫布中間穩穩地塗了一筆。白色帆布上這一筆寬寬的亮色使他感到一種悅目的衝動。
瓦拉西微笑了。活躍的色彩，豐富的食物，還有老朋友——他畢竟還能欣賞到這些情感。
基爾伯特·蘇馬格勒完成了室外巡視，與朱麗葉。夏樂一起回到了住宅中。他一邊注意傾聽夏爾講述坐位、娛樂和膳食方面的安排，一邊觀察房屋後面的地形。他已經有了一份膳食公司人員的名單，知道了每個人的姓名和背景。
現在朱麗葉·夏爾又給了他一份賓客的名單。他坐在遊廊上，與夏爾小姐一起將名單過目。有許多名字他都知道，但也有一些瓦拉西的老朋友他不認識。於是朱麗葉簡要地向他作著說明。
當看到安德魯。科特瓦這個名字時，她解釋說這是她很早以前結識的一個商人——也是一個老朋友。她並沒有向蘇馬格勒說明貝爾·加拉——即安德魯。科特瓦——是她自己的老朋友，而不是瓦拉西的老朋友，因為她認為自己的私生活不關他的事。
同樣，她也沒有告訴他有關約旦國王和美國國務卿的事，因為對這兩位特殊客人出席招待會的訊息要保密到最後一刻。
下午4時許，崗塞爾·底特里奇開始對天氣擔憂起來。天氣一直到下午3時都挺好，陽光燦爛，風平浪靜，風力約只有1級。3小時以後，一股極低的氣壓籠罩了科特達祖爾，這種稠密的氣壓使人煩躁不安。沒有一絲雲，沒有一絲風；大海鏡面一樣平，死一般寂靜。灼熱的陽光仍在不斷地蒸發著大地和海面的水汽；水汽被低氣壓逼住，無路可走。到4點鐘時，山間和海上的霧靄便愈低愈厚地鋪展開來了。
即使是在清朗的夜晚，又有雷達的幫助，兩條小艇要在望不見海岸的海面上相互尋找也是件難事，更甭說有霧了，這就是底特里奇擔心的原由。如果霧氣再濃下去——他覺得大半會的——那麼貝爾·加拉要求的海上轉接就得被延誤幾個小時。
底特里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