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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英尼斯從慕尼黑給亨特打電話，說他在慕尼黑將貝爾·加拉的照片給一個熟人看，那人確信約在一年前在慕尼黑見過貝爾·加拉，就在那次著名的“奧林匹克大屠殺”之前不久。麥克英尼斯說他將按這個線索在慕尼黑一帶作深入調查，爭取查出點情況來。亨特對此並不報什麼希望，但還是謝謝他的努力。
山斯基的一名聯絡人也肯定貝爾·加拉就是他一年半以前在弗拉岬和蒙特卡洛一帶見過的人，又是跟海倫娜。雷吉安尼在一起。那人同意再去這兩處地方查一查——但很快也就斷了線。
一位住在卡諾爾斯的海關官員對拉馬克說，他完全肯定照片上的貝爾·加拉就是他昨晚溜狗時見到的一個男人，那人當時正在聖約瑟夫教堂附近的一間電話亭裡打電話。這條情報就有用多了，因為時間很靠近。烏里派了一些人去卡諾爾斯搜尋貝爾·加拉，但可惜的是，這個地方貝爾·加拉也是不打算再露面的了。
弗雷德。裡沃斯從戛納給亨特來電話。他剛在那兒與一位老相好吃過午餐，那女人是為每年在那兒舉行的電影節工作的。她看了貝爾·加拉的照片後認出了他。
“這女人有一雙鉤子眼，專鉤小白臉。”裡沃斯刻薄地說。“所以她敢肯定兩年前在電影節上見過他。當時貝爾·加拉正與她認識的一個愚蠢的好萊塢製片人在喝酒。那傢伙叫慕雷羅曼。他們喝酒的地方是卡爾通飯店露臺酒吧。她一眼看見了你那個小夥子，便迷上了他。於是她過去與慕雷·羅曼搭訕，以便趁機結識貝爾·加拉。如今她已不記得貝爾·加拉這個名字了，但卻牢牢記住了那雜種的臉蛋。”
裡沃斯頓了一下，然後說：“麻煩的是……她後來再也沒見過他，也不清楚他後來做的事，甚至連他當時住在戛納什麼地方都沒弄清楚。”
“這也是條線索吧，”亨特的語氣中並沒有高興的意思。“兩年了——也說明不了什麼。”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搞到的情況就這個，我得告訴你呀。”
亨特問道：“到哪兒能找到那個慕雷·羅曼？”
“這又是一件麻煩事。我這個小妞兒也不知道。好象他打算在裡維埃拉拍一部電影，因資金不足，老拍不完。所以他在戛納電影節前後找人遊說，籌集資金。但仍沒有搞到。後來破產了，身後跟了一大幫債主。從那以後就不見了。”
“妙極了，”亨特恨恨地咕嚕了一句。掛上電話後，他惱火地想，這個經濟拮据的電影製片人曾與貝爾·加拉呆在一塊兒，但這事已過去兩年了。他並不很重視這個情報，但既然沒有更好的線索，他就不能放棄任何一種可能性。所以，雖然他認為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他還是給加利福尼亞洛杉磯警察局局長約瑟夫。比安科打了個電話。
1小時後比安科給他回電話了。他了解的情況完全跟裡沃斯從他女友那兒瞭解到的一樣：慕雷·羅曼已經回到美國一段時間了。債主在滿世界追他，包括國內的財務部門。作為一種格外的協助，比安科同意請國際刑警組織將他作為一個逃稅人來搜尋。亨特自己也透過國務院向世界各地的美國使館和領事館提出了協助調查的請求。
但亨特仍認為這起不了太大作用，不過是例行程式罷了。
保險公司的保安員基爾伯特·蘇馬格勒下午花了兩個小時來撿查瓦拉西領地的情況，以保證作好明天晚上招待會的安全保衛工作。他35歲，身板寬厚，表情冷竣，使人望而生畏。大多數保安人員都是警察出身，但他卻不是。他先前做貼身保鏢，慢慢才熬到今天的地位。他是個一絲不苟的人，從沒有失職誤過事。
蘇馬格勒在瓦拉西的私人秘書朱麗葉·夏爾的陪同下慢慢地在領地中轉悠。來到領地臨海的邊緣時，他以一個老賊的眼光打量著峭壁下面交錯的礁石。他注意到，峭壁雖然很陡，卻不算高，於是他心裡算計著明晚要把手下四人中的一個安排在這裡站崗。他沒想到這個措施不夠得力，是因為他料不到這兒將遭到一幫訓練有素的殺手全付武裝的襲擊。用一個帶槍的警衛來對付一夥藏頭縮尾的盜賊本來是綽綽有餘的。
他轉身離開峭壁邊沿，突然瞥見德茲索·瓦拉西坐在修道院殘跡中的半截坍塔內。這位老畫家坐在他的畫架後面，佝僂著瘦高的身軀，塌著衰老的雙肩，長臉上輪廓分明的嘴唇緊閉著，棕色的禿頭上扣一頂黑色的海員帽。朱麗葉·夏爾警告性地看了蘇馬格勒一眼，將一根手指放到嘴上。其實蘇馬格勒並不需要這種警告。由於常年在名人中間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已習慣了尊重他們的私事。
於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