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的朝日光鮮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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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又是如此各具特色！”這是19世紀初俄國一名著名詩人巴秋什科夫對聖彼德堡的讚美。

兩百年過去了，特別是經歷了七十四年“列寧格勒”的風雨，聖彼德堡依然是令人驚歎的美麗。

即將告別聖彼德堡，旅遊團的團友們對地陪導遊朱軍也依依不捨。這位來自中國甘肅，畢業於聖彼德堡大學文學系的導遊，兩天來以他的知識和熱誠，讓我們對聖彼德堡也滿懷欣賞。

同車團友有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有六十年代的紅衛兵，也有九十年代的暴發戶，有新世紀的老公僕，當然也有像我一樣無官無職無黨無派的老布衣。分手之際，有人提議，請已在俄羅斯生活了18年的朱軍導遊為我們唱一支大家都熟悉都會唱的蘇聯歌曲。

面對如此請求，朱軍十分為難。他說：我愛唱歌，我會唱歌，但我實在不會唱蘇聯歌。我來俄羅斯十八年，從大學到研究生畢業，我和我的同學們就沒有人再唱蘇聯歌。可以說，俄羅斯人幾乎都不唱蘇聯歌了，只有中國人還在唱蘇聯歌。

全車啞然，默然。

二

我在紀遊之二中已說過：我們這一代過來人，心底裡或多或少有種俄羅斯情結，心中一直存在一個俄羅斯。

我們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中蘇關係的密月期。那時節，史達林被**尊為慈父和導師，我堂堂大中國卻甘當小弟弟尊蘇聯為老大哥，反蘇就是**反革命，我們宣稱政治外交經濟文化向蘇聯一邊倒，蘇聯文化就成了一代中國人的精神食糧，蘇聯歌曲就成了一代知識青年的流行曲。

1949年到1958年，中國共譯出俄蘇文學作品3526種，印數8200萬冊，是同時期全部外國文學作品的2/3和3/4，超過前半個世紀介譯的總量，作品被翻譯的俄蘇作家達千位。其印數和作家數遠超過中國當代作家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青年近衛軍》，蘇聯文學對於半個世紀前的中國人來說，不僅是那個年代的精神糧食，更是承載著青春的記憶。

那時候的青年作家王蒙先生回憶說：“如果說我的青年時代有四個關鍵字，它們是：革命，愛情，文學與蘇聯。如果說需要合併以下這四個詞，那麼，我願意將革命與蘇聯合併，愛情與文學合併。或者將它們都合併在一起吧，對於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愛情，就是文學，也就是蘇聯。”

當蘇聯已經消亡，俄羅斯己經重生之後，這位辭職後的前文化部長王蒙先生，當談起前蘇聯時還無限感慨，他說：“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尋找的是自己的往日，這方面的話我已經說過太多，已經不能再說。我想起了“前蘇聯”一詞，本來我覺得莫名其妙，誰不知道蘇聯已經“前”了？加一前字純粹脫褲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機上找尋歌曲的經驗使我想起了那種前朝“遺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蘇聯的遺老，於是從遺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麼？”

對於中國的一代知識份子來說，蘇聯到底意味著什麼？是什麼讓他們在自己的青春年華對蘇聯傾注了那麼多的愛、迷戀和嚮往？又是什麼給他們的漫漫人生帶來深重的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現在，我走在前蘇聯即新俄國的土地上，作為“後”王蒙一代人，我雖然同樣懷著蘇俄情結，卻沒有王蒙們的蘇聯遺老之感。我欣喜地看到：一個**暴虐的蘇聯己經消亡，一個自由民主的俄羅斯己經新生。

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年輕的俄羅斯人己不再唱蘇聯歌。

三

正如王蒙先生自嘲，前蘇聯的遺老在咱中國。

在莫斯科，我獨自漫步於著名的阿爾巴特大街。阿爾巴特大街位於莫斯科的市中心，在歷史上，這一帶是貴族居住的地區。因為普希金等藝術家的存在，這裡成了莫斯科最著名的一條文化街，被稱為“莫斯科的精靈”，濃縮了俄羅斯悠久的歷史風情，也是俄羅斯現代文化的窗戶。

在街中間的俄文舊書攤上，擺賣著不少蘇聯時期的舊書刊，我隨便翻翻，雖不識俄文，但其精美的裝禎和發黃的書頁，仍回映著歷史的反光。

這時候，我看見一位年逾八十的中國老人，滿頭白髮，滿臉滄桑，在一男一女兩個講著漢語的中國青年的攙扶下，來到這舊書攤前椅中坐下，翻開一部厚重的舊書，聚精會神，兩眼放光。我想，這位老人，或許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蘇聯留過學，或許在蘇聯的大工廠裡學過工。今天，他在後輩的陪伴下重遊舊地，看物是人非，時移世易，不知有多少興亡之感？

在咱中國，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