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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的同時代人那時在觀賞《紅燈記》時所獲得的強烈的情緒感染應該是種美學感受，當年那樣一種空前的激動也純因《紅燈記》的藝術魅力所致，眼淚絕不是硬擠的，掌聲更不是誇張的。這和以後在*中再度觀看此劇時的心態有所不同。
《紅燈記》儘管在*中被神化，被罩上一層靈光，被異化成一種政治權勢，被供奉為一種文化宗教，但它在此之前，你不得不承認它本身自有強大的藝術魅力，它確實是好，確實是美，確實是精彩，確實是令人激動。雖然它也有時代侷限，但不論從劇本本身還是從演出的表演導演、音樂創作以及舞臺美術的水準來說，都代表了那個時代京劇藝術的最高水平，尤其在用古老的京劇藝術形式來表現現代生活方面它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正因為如此，它才能被那個時代的觀眾普遍接受，才能感動當年整個一代人，以致對它如痴如狂，就像當年我看此戲時所表現出的那樣。我本來就是一個京劇迷，小時候也學過一些京劇唱段，看了《紅燈記》之後我又成了現代京劇迷，迷上了樣板戲。我女兒是在*中出生的，我給她取了個樣板名字，叫“沙智紅”，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當時全國一共只有八出樣板戲，我讓我女兒一人就佔了三出，可見我對以《紅燈記》為代表的樣板戲的痴迷。有什麼樣的時代就有什麼樣的戲劇，有什麼樣的戲劇就有什麼樣的觀眾。當年像我的這樣痴迷於樣板戲特別是痴迷於《紅燈記》的觀眾為數並不少。
吳懷堯：如果現在回頭來盤點一番，你覺得此生最欣慰的是什麼？
沙葉新：就是我這一生做了自己最喜歡做的事，寫作，這是我最欣慰的。一個人一生能從事他最喜歡的工作，不是那麼容易的。我年輕的時候就想當一個作家，但是那時候不知天高地厚，現在基本還算一個吧，不是很有成就。另外，我每次轉型都不錯，先是戲劇創作，後來當院長，當院長至少沒有成一個貪官，清清白白上臺，不帶汙點下臺。
吳懷堯：在祝您早如康復的同時，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您有沒有孤獨的時候？
沙葉新：我覺得社會越進步，社會越文明，應該孤獨者越來越少，解決孤獨的方法，包括藥物也越多。我之所以持這樣的看法，可能是因為我這個人就不孤獨。我有三不，一是從來不知道什麼叫睡不著覺，看到枕頭就打呼；二是從來不知道什麼叫胃口不好，精飼料、粗飼料都能吃；三是不知道什麼叫生氣，但總是惹別人生氣。不生氣的人一般不太會孤獨，他的人際關係好呀。我因為從小受寵愛，我的家庭也很和美，而且我的基因不是孤獨型的，所以我不孤獨。這真的和基因有關係。有一次，我參加一個研究孤獨的座談會，主持人在採訪我的時候說，她不信我不孤獨，硬追著我問：沙先生，您想想看，您一定會有孤獨的時候。我想了半天，我說：有了，有了，我想起來了她很高興：什麼時候？我說1939年。啊？在什麼地方？我說在媽媽的子宮裡。在媽媽的肚子裡那多孤獨啊，關在裡面十個月，沒電燈，沒電話，漆黑一片；養出來了，誰都不願再回去，可見那是孤獨之處，你說是不是？
採訪手記：
秋天的晚些時候，黃浦江的流水已經很涼了，嘩啦啦倒著走。
經過郵件和電話溝通，沙葉新先生接受了《懷堯訪談錄》的獨家專訪。於是，我們知道，2008年4月1日，愚人節那天，他被查出患有胃癌。四天後，他住進醫院。4月10日開刀，24日回到家中休息調養了11天，5月5號回到醫院做化療。“我當初之所以沒說我患癌，絕對不是因為我擔心讓大家知道了，我會自卑，我會變成需要眷顧和同情的‘弱者’，從而我會在正常、健康的群體中被疏離。不，我是怕人麻煩，怕人為我擔憂，我不願意別人為我憂心忡忡。”他說。
我問，生理上的變化是否給你帶來心理上的影響？生完病的狀態跟以往不太一樣；他說，消極的不是沒有，總覺得有陰影，也不知什麼時候會復發和轉移，這是自己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十年以前還可以說來日方長，現在不知道來日到什麼時候，好像我就真的總是喜歡去想象，可能人離死亡越近離世俗越遠。”
他靠著椅子上，拿著一個按摩儀在身上來來回回，若有所思地說，“如果獲得第二次生命，就覺得打了勝仗，會更積極工作，更熱愛生活，更熱愛生命，更熱愛我的朋友，更熱愛我的家人。”訪談的過程中，沙先生熱情的招呼我們喝茶，配合我們拍照，回答我們的提問，讓孫女“乖，把門帶上，出去玩哈！”
兩個多小時不停歇的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