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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幽默：錢鍾書的《說笑》（7）
笑其實是不能提倡的。錢鍾書這樣層層深入地解剖，他寫出，真正的笑是一種非常高雅的境界。也許幾百年後、幾萬裡外，才會有人理解。這就像佛經上所說的迦葉的“拈花一笑”。再推理下去，提倡起來的“幽默”是什麼呢？提倡起來的“幽默”就變成滑稽的小花臉表演。小花臉與幽默有什麼不同呢？如果你有疑問的話，錢鍾書一個字就道破了它們的區別：“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們跟著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臉可笑，我們對著他笑”。一個“對”、一個“跟”，兩個普普通通的詞在錢鍾書筆下就點鐵成金了。最後錢鍾書有力地說，“小花臉使我們笑，並非因為他有幽默，正因為我們自己有幽默”。透過小花臉的反面對比，使讀者對“幽默”的理解又深化一層。我們對於“幽默文學”的理解也深化了一層，使得那些自以為是幽默大師的人看上去成了戲臺上的小丑。你看有誰封自己為“幽默大師”嗎？這是很難封的。
現在電視裡經常有很多無聊的相聲、小品，還有港臺式的鬧劇，其中的確有一些真有幽默才華的人。甚至達到藝術大師級的人，可能也有。但是很多的人，或者越來越多的人，在那裡自以為“幽默”，而觀眾常常被他們搞得很難受。有時候我們笑了，不是因為他們演得好，而是因為他們演得很拙劣，我們發出了嘲笑。現在從港臺、新加坡南洋等地傳來一個詞，叫做“搞笑”。現在經常用“搞笑”這個詞來代替幽默、滑稽。什麼叫“搞笑”？你想啊，就是說本來沒有笑，去搞出一個笑來，去搞一搞，搞個笑。“搞”這個字的功能真是厲害，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宿舍有一個南方同學，什麼都是“搞”。比如我們一起去吃飯，就是“搞個飯來吃吃”；我們去看書，他說“搞本書來看看”；然後他晚上睡覺了，我說，“你搞個覺來睡睡”，他說，“這不行”。什麼都可以搞，那麼“笑”也是可以搞的嗎？搞出來的笑一定就不好笑。現在很多人以為自己很幽默，不知道他們的“幽默”是以什麼做標準。在大家還沒有入學的時候，你們也許聽說過，北京大學曾經請著名影星周星馳來講座。據說當時盛況空前，人山人海。大家把周星馳當作“幽默大師”。還有一次，北大某社團請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王小丫同志前來講座，也是盛況空前。很多北大同學認為，哎呀，王小丫真了不起呀，學問多淵博呀，你看人什麼問題都會！我在這裡沒有貶低王小丫和周星馳的意思，我認為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都做得很好，不愧是勞動模範。我對他們沒有任何的不尊重。我只是想說，假如北京大學的學生認為王小丫是學識淵博的人、認為周星馳是幽默大師，那，這就是北京大學的恥辱，也就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也就是說，我們中華民族的幽默水平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所以我們今天看看六十多年前的人寫的這個“搞笑”，寫的這個“幽默文學”這樣的文章，仍然可以促使我們深省，仍然可以發人深省。我們今天社會上有多少笑是真正從心靈中流露出來的呢？有多少是製造出來的？你可以心裡有一個譜。
下面我們看第四段。錢鍾書《說笑》的第四段說：“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種脾氣，決不能標為主張，更不能當作職業。”我開頭說，有人命令我寫這個“幽默文學”，幾乎要把這個當成我的職業，真是使人痛苦。“我們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體；換句話說，好像賈寶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當為一貫的主義或一生的衣食飯碗，那便是液體凝為固體，生物製成標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賣笑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我們這裡可以看到錢鍾書先生對馬克·吐溫的評價，一句話就可以看出他對馬克·吐溫評價並不高。我也在一些講座場合回答過我與馬克·吐溫的關係，當我表示我也不太看重馬克·吐溫的時候，很多人表示“你算什麼呀？你敢看不起美國人？”令我無話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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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幽默：錢鍾書的《說笑》（8）
“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德國人好講幽默，然而愈講愈不相干，就因為德國人是做香腸的民族，錯認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紮得停停當當，作為現成的精神食料。”每個民族的人可能都給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留下某些特性、某些主要的精神氣質。比如一般我們都認為德國人是最嚴肅的人，英國人是幽默的，說什麼法國人是浪漫的，什麼俄國人是懶惰的之類，只有中國人是深不可測的。只有中國人不知道中國人一天到晚在想什麼。比如有人說在路上丟了一塊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