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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百姓告狀要選法院，治病要選醫院。選了醫院還不放心，一定要給多少多少錢。其實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別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紅包的。但是不收紅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認為你不收紅包不好好給我看病。我碰到過一個很好玩的事情：一個醫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紅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紅包，做好手術後把這個紅包還給他。從這個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國民與國民之間的信任！而不是對收紅包的大夫給予什麼處罰，這樣不能解決問題。現在必須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國家的信任危機。這個國家的醫療、學術、金融都出現了信任危機，包括學術論文、職稱。現在為什麼要填一個一個的表格？因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證明這個東西是可靠的，這就變成了一個惡性迴圈。在十年前我還對這個現象譴責，現在我知道譴責是沒有用的。醫生，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收這個紅包；患者，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一定要送這個紅包。如果從傳統的道德來說，本來，病人是應該給醫生送點禮物的，就像學生給老師的禮物一樣，是象徵性的。比如說，孔子規定了，每個學生到我這兒來上學，要送我十條牛肉乾，這是孔子明文規定的。孔子說，這不是我要你的財物，這是一種禮節。我們過去都是這樣的，給老師、給大夫都要送一份兒禮，比如，送一包月餅。但是，現在這個紅包以禮的名義，實際上是一種賄賂，實際上變成了一種高額的手術費，而這個手術費本來是應該納入國家正常的收入和稅收之中的。所以我覺得，根本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是要重新來建立國家的信任，但短時間內我對這個事情不抱樂觀態度。
問：中國本土文學家從來沒有得過諾貝爾獎，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以外，您覺得還有什麼原因？
答：我覺得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因素，我覺得大約90％是意識形態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閡。我以前覺得是中國文化水平不夠，覺得我們寫不出《紅與黑》、《戰爭與和平》等，後來發現不是這個問題，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國的文學，因為文學與文化是隨著經濟與軍事的力量傳播的，這是一個鐵的事實。由於我們在經濟上軍事上不強，事實就荒誕地變成：戰勝我們的民族，他們什麼都是先進的，他們的法律、金融等全是好的，文學也是好的。實際上這個“好”是沒有比較的，對方根本不讀我們的東西，而且翻譯的東西不能體現我們中國的妙處。即使他們派了好多人來學漢語，也只是學一些皮毛漢語，也只是一些日常漢語，很多外國人學的第一句中國話是：“便宜點”，買東西用的。而一百多年前外國人學中國的第一句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外國人理解中國文學是不可能的，那些諾貝爾文學評獎人也是帶著政治眼光來看我們中國的，他們專挑一些他們認為“###”的作品。我專門寫過一篇關於高行健獲獎的文章。高行健的獲獎作品在中國從來沒有被出版過，從來沒有中國人讀過，他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不是很奇怪嗎？他寫東西就給他的評獎老師馬悅然一個人讀的，而馬的岳父就是一個###右派。我不管馬悅然對不對，這起碼不是一個客觀公正的態度。從文化角度說，中國文學的博大精神，是翻譯不成外文的。比如金庸小說，我們都以為他的小說是通俗小說，我接觸過好幾個國家的金庸小說翻譯者，他們都翻譯金庸小說覺得自己很有成就似的，結果我一句話就把他們難住了。我問，“降龍十八掌”你是怎麼翻譯的？他們說沒法翻譯。我說中國人看到“降龍十八掌”，他在心裡喚起的那種感覺絕不是一個打人的動作，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暴力動作，不是，這是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我說，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翻譯的，你肯定把它翻譯成左勾拳右勾拳之類的。我說，你們那個語言是沒有文化的語言。我說，“降龍十八掌”是從易經裡面來的。你要把這個東西翻譯過去，要說明這一個小小的名詞，你恐怕得加四五頁的註解，你的人民怎麼能跟我們的人民比，我們的人民整天接觸的都是這些。即使那些沒有文化的老百姓，每天聽評書：一出場來一個“白鶴亮翅”，我說，你怎麼翻譯？我們的芭蕾舞動作“倒踢紫金冠”。芭蕾舞是從你們西方來的，但是到了我們中國，我們有個動作叫做倒踢紫金冠，你怎麼翻譯？即使象李白那麼簡單的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很難翻譯成英語的。我們的文明的發展，漢語的發展，那是舉世無雙的，西方人要理解我們，很難。以前覺得諾貝爾獎挺高的，現在我看並不高，因為即使西方認可的那些文學大師，大多數都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裡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文學界的大師，剩下的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