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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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這次水災，是因為京西水利長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位，灌入京城。他認為，水利失修不單是個技術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當朝大佬不思國政，只知搬運花木竹石以取悅皇上，結怨民間，因此才引來了天災。

那麼如何治災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嚴守衛。”

這篇著名的奏疏，題目叫做《論水便宜六事奏狀》，當頭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災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要想救災的話，那些勞民傷財的花石綱，能省就應該省；各地凡是受災的，秋租應一併豁免；“水過之後，安置居民，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總之要安撫好老百姓。

對於翫忽職守的“水官”，李綱則提出，要“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

那時的當朝宰執，是蔡京。李綱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當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綱提的這個意見，等於一頭撞在了銅牆鐵壁上。

宋朝的高層政治運作，承襲的是唐制，國家大事由三省和樞密院（相當於國防部）議定，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出旨，門下省辦理。中書省和門下省如果認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駁回。聖旨下後，允許侍從大臣評論得失，也允許臺諫官員提出反對意見。

這種最高行政層面上的相互制約，是皇權體制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糾錯機制，也是避免*政治蛻化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線。

但是在蔡京執政期間，這套法度完全被破壞。聖旨往往由蔡京親擬，徽宗御筆抄出發下，謂之“御筆手詔”，門下省必須照此辦理，否則就以違制論處。

這樣一來，原來的制衡程式就成了一紙空文，蔡京的個人意志暢通無阻。即便是一個好人，在這種“無障礙政治體制”中，也會犯大錯，何況是奸臣執政？

果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