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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良好，夫妻和睦，一切都在正常的生活軌道上執行。
離神更近的城市（4）
自然的，一個家庭，總得有個拿事的人。馬老太太因為性格里有那種固執倔強的東西，於是就成了家裡的主政者，丈夫兒女凡事都聽她來安排。丈夫笑眯眯地接受了這個結果，朋友們問起來便打個哈哈說：“我們家我管大事，她管小事。像天氣啊、汙染啊、伊拉克戰爭啊什麼的這些意見我來發表，家裡的房子、存款、花銷、旅遊這些小事她來管。”大家都聽慣了這個笑話，於是也就一笑了之。
很多年了，馬老太太一直精心地料理著自己的家事，單位上的工作弄得井井有條，分分秒秒都是氣定神閒，似乎什麼事情都能微笑著搞定，看起來刀槍不入的樣子。印象裡只有一次，同事們見識到了她一剎那的黯然：讀過一封信後，她伏在自己的辦公桌上哭了起來，像個孩子一樣無所顧忌。那些天，她情緒很壞，脾氣暴躁，極易發火。退休後，馬老太太參加了夕陽紅合唱團，銀髮紅裝，腰板筆直，還是照例的優雅。
忽然有一天，馬老太太離家出走了，目標是遠在異地的另一個男人。她只給女兒寫來一封信，說她這一輩子就愛過這麼一個男人，愛了三十年，但那男人有了家庭，他們沒有辦法在一起。那男人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現在沒有什麼能阻礙她和他在一起了。她說，自己已經老了，一輩子也快到頭了，再也不能浪費時間。她還說，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生活，不必把她的離去太放在心上。她和那個一直愛著的男人在一起，很好，已經旅遊了大半個中國。
千里之外，她無聲黑白。沉默的年代，她有著一場遙遠的相愛。
流浪歌手的情人
多年不見，二馬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歌手。所謂真正歌手的意思，即指他已經完全拿唱歌當飯吃，並以此作為謀生手段。按照行價，每天晚上唱上一個小時，大概掙五十元到一百元。然後多跑上兩家場子，所得收入就能支撐著他過不慌不忙的日子。如果在歌手前再加上流浪二字，那就是指他已經可以過上自由的生活。在這城裡唱上幾個月，在那城裡再唱上半年，漂移不定，誰也別想把他給固定下來。
見到他的那天下午，他拎著琴走進一家酒吧，向老闆推銷自己。老闆讓他唱兩個歌聽聽，他就坐在高腳凳上，面對著幾乎空無一人的酒吧，他唱得有些聲嘶力竭了。在他旁邊，跟著一個丫頭，手指一直輕輕地敲擊著桌面，整個的表情都陷在他的歌聲裡。一望即知，這是二馬的小戀人。至於是他的第幾個戀人，誰也說不清，恐怕隨處留情的歌手二馬自己也要扳著指頭數上半天。
長期以來，二馬像個壞了的鐘擺，在多個城市之間不規則地晃盪著，東張西望，晃晃悠悠。鐘擺從何時開始壞掉的？說起來應該是從他辭掉學校裡教職的那一天。他本來在學校裡教音樂，有一天看著那些頭髮花白的老教師正繞著操場跑圈，猛地覺出了生活的恐怖：一切都清晰可辨，未來的每個可能都放大到了令人厭倦的地步。於是他決定離開，決定不能一直到老了也這樣繞著一個泥濘的操場跑圈。
辭職後，人一下子自由了，卻也有些看不到邊際的茫然。就像一個人從高原上下來，到了氧氣充足的平原地區，醉了氧，有種不由自主沒有來由的興奮。他先去了深圳，然後廣州、上海、北京、杭州、濟南、石家莊、武漢、西安……他在每個城市裡尋找那種可能的生活，淺嘗輒止，蜻蜓點水，一切都隨心所欲。他感情豐富，交了若干女友，但每個人他都只愛一點點，他是一個流浪歌手，漂移不定，怎能輕易帶著一個人上路？那樣太累了。那時他最愛唱崔健的《假行僧》——“要愛上我就別怕後悔，總有一天我要遠走高飛，我不想留在一個地方，也不想有人跟隨……”
一直到上面講到的那個丫頭出現，二馬才心中一凜，覺出了愛之沉重。他在廣州時，丫頭突然有一天從蘭州出走，徑直找到他在廣州客居的那間小屋，說是看不到他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於是決定立刻要找到他，至於留在身後的那些生活，也不打算要了。用流行的話來說，這丫頭是為了二馬私奔了。
離神更近的城市（5）
兩人同居了將近一年時間，輾轉了三五個城市，二馬終究也未能給自己的小情人提供一間小小的朝北的能看見星斗的閣樓。女方家裡來人將丫頭抓了回去，逼著她過上了朝九晚五的正常生活。二馬未能免俗，也不可避免地將自己的生活庸俗化，回來重找了一份穩固的職業，一心想要為當年的私奔負責。但世上不如意事常有###，他回到了正常的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