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後再無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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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故陳寅恪稱東京帝大一派西學較佳。而以內滕虎次郎為開山鼻祖的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學派，所承繼的是日本漢學研究傳統，中文根底較深，即陳寅恪所說的“看中國史料能力較佳”者。儘管陳氏說這話時是在離開日本30年後的1935年，但總體評價尚屬公允，這除了陳氏本人後來與日本學者有所交流外，與他當年遊學日本有密切關係。如同後來中國的考古學派一樣，凡是傾向歐美學派與學術源流者，在新的文化程序中均得到發展壯大；凡承繼所謂傳統的學派如金石學者，逐漸沒落。日本的東京帝大派最終戰勝了西京學派而出盡風頭，其原因也固如此。

槎浮海外（5）

已見過世面併成為青年才俊的陳寅恪病癒後，不願再看日本小鬼的臉色，也不滿於日本的東洋史學，乃立下赴歐美遊學，直接從現代學術源頭尋找啟迪的雄心大願。為實現這一理想，在出國前，陳氏插班進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就讀，主攻英語，兼及德、法等語言。經過兩年半的苦熬，於宣統元年（1909）夏畢業。是年秋，在親友資助下自費赴德國柏林大學就讀。宣統二年秋，遠在萬里之外的陳寅恪聞知日本吞併朝鮮的訊息，想到了祖國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慨然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詩一首，內有“陶潛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潛後。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53】之句，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悲憤情懷。

宣統三年春，陳寅恪腳氣病復發，不得已轉地治療，北遊挪威，二旬而愈。這年秋，陳氏至瑞士，轉入瑞士蘇黎世大學讀書。當他閱報得知國內發生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訊息時，即去圖書館借閱德文原版《資本論》就讀，以瞭解這場革命的內在理論體系。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成都病榻上與自己指導的燕京大學研究生石泉談到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時，曾涉及此事，陳說：“其實我並不怕共產主義，也不怕共產黨，我只是怕俄國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從外國報上看到這個訊息後，我立刻就去圖書館借閱《資本論》。因為要談革命，最要注意的還是*和共產主義，這在歐洲是很明顯的。我去過世界許多國家，歐美、日本都去過，唯獨未去過俄國，只在歐美見過流亡的俄國人，還從書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國沙皇警探的，他們很厲害，很殘暴，我覺得很可怕。”【54】

據史家考證，陳寅恪可能是中國人中第一個閱讀德文原版《資本論》者。這一年，陳寅恪22歲。許多年後的1953年11月，原為陳寅恪研究生兼助手、時已成為*黨員的北大教員汪海В�苤洩�蒲г涸撼す��粲敫痺撼だ釧墓餘汕玻�骯闃葜猩醬笱Ф卮偈比衛�廢到淌詰某亂�”狽擔�腿胃嶄粘閃⒌鬧鋅圃旱詼��ㄖ洩攀匪�┧�ぁ３亂�〕�碩醞艉＇這一不明事理和冒失舉動大為反感外，在親書的《對科學院的答覆》中曾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的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勝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55】對陳氏一貫提倡和堅守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這一深層意義暫且不表，至少從信中可以看出，陳寅恪作為最早讀過《資本論》原文的中國人之一，當不是虛妄孟浪之談。

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陳寅恪腳氣病復發，且費用拮据，營養不良，加之國內局勢動盪，軍閥紛爭，城頭上的大王旗一日三換，陳三立被迫攜家避居上海，陳寅恪也不得不暫時歸國。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說，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背誦了《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56】翌年春，陳氏腳氣病痊癒，再次踏上西行的航船遊學海外，先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再遊學倫敦。1914年8月，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留法學生均遭經濟困窘。這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司長符九銘電召陳寅恪，要其回南昌總覽留德學生考卷，並許以補江西省留學官費，陳寅恪應召取道迴歸本土。此番遊學歐洲，除期間回國短暫逗留外，前後凡四個年頭。

1915年春，陳寅恪於閱卷空隙，赴北京看望長兄陳衡恪。此時陳衡恪已於日本學成歸國，在*任編輯之職兼任北京師範大學與美專教授，成為名滿天下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