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後再無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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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3】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君（南按：即梅光迪），皆屢勸宓購書。回國之後，西文書籍，杳乎難得，非自購不可。而此時不零星隨機購置，則將來恐亦無力及此。故宓決以每月膳宿雜費之餘資，並節省所得者，不多為無益之事，而專用於購書。先購最精要之籍，以次類及，自本月起，即實行焉。”【4】

歐洲行旅（2）

正是感於陳寅恪的購書之多，吳宓才心旌搖動，欲加以仿效，並真的從書店搬回許多書籍。只是有時未免學得太過，大有邯鄲學步或東施效顰之慨。據說因一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竟咬緊牙關，不惜血本花費60美元（時官費生每月100美元），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註釋彙編本共19巨冊拖出來，拂去上面的塵埃，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放於床頭當做鎮室之寶。想不到歸國之時，費心盡力將這套書運回國內，日後多年未用。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氏攜帶此書歷盡千山萬水，每次搬遷居所，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吳宓再也不堪此書的重負，索性再一咬牙，來個放血大甩賣，忍痛售與清華1925級畢業生孫大雨，算是去了一個累贅和一樁心事。

關於陳寅恪留學哈佛的舉動，除好友吳宓外，尚有不少中國留學生留下了記錄，同為留美學生的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我於1920年，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學中傳言：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奇人陳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選功課大都是冷門，我心儀其人，但未之見。”【5】其實，陳寅恪的性格並不孤僻，他只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別講究門第與家學淵源而已，對那些城市暴發戶或農村土財主，他是不屑一顧的。就當時中國的情形而言，能出國留學者，自是有錢人家的子孫，而有錢者不見得來自書香門第，因而能入陳氏眼者寥寥無幾。那些被冷落者要麼不自知，要麼肚裡清楚，但怕如實道明會丟自己的面子，因而故作其說，以示錯在對方，給不瞭解內情者留下一個陳寅恪性格孤僻的錯覺。曾任教於燕京大學的名教授洪業（號畏蓮），在回憶自己留學生活時，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說的是1916年暑期到麻州海濱度假，途經康橋，順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學生中的英雄豪傑。在哈佛校園中見一中國人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面。當時的美國人多把襯衣的下襬繫於腰帶以內，呈貴族狀搖頭擺尾，故作瀟灑。此舉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做是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但對方不管周圍投來的異樣目光，仍“在維德宿舍前大聲朗誦中國詩詞，旁若無人”，“再過一會兒，他激動地站起來，在樹下踱著方步，後面拖著在初秋風中晃著的襯衫角”。洪業覺得這人真是怪模怪樣，不禁啞然失笑，友人陳宏振把他拉到一邊，告訴他說：“這是大家最欽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國語言，但不要學位。”【6】這個“怪模怪樣”的人正是陳寅恪。洪業得知，不禁倒吸一口涼氣，遂不再認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1年，歐戰結束，硝煙散盡，各種秩序恢復正常。是年秋，陳寅恪與表弟俞大維離美結伴赴心嚮往之的德國柏林大學進入哲學系就讀。陳寅恪師從路得施（）教授主修梵文、巴利文，時年32歲。

當時國外的留學生，普遍的讀書趨向、治學風氣，大都是“先博後專”。但有相當一部分注重國內外熱門的工程、實業等專業，希望在短時間內博得一頂碩士、博士帽子戴在頭上，以此作為晉身之階，歸國後獲得富貴榮華，過上安樂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則為學術而學術，也就是近似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學問與精神為救國經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於碩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頭上則不太在意。時在柏林大學與陳寅恪友善的中國留學生，大多屬於後者，其理想和心氣都是為學問而學問，很少顧及帽子事宜和想到日後升官發財之途。據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已由美國轉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羅家倫回憶：“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又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維從數學、數理邏輯到西洋古典學術，又從歷史、法理、音樂到彈道學、戰略戰術，天才橫溢，觸手成春；毛子水初學數學，在德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