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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吳宓在講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講時,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意氣風發,且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轉承起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陳寅恪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並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一首相贈,詩曰:
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自注:虞初號黃車使者)更有人。
走進清華園(4)
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
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7】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文,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書劍飄零的孤獨歲月,不僅遇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並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8】字裡行間,跳躍著作者喜悅的音符,瀰漫盪漾著濃霧一樣只有雙方心靈深處才能觸動的熱血情懷。自此之後,吳、陳二人作為同學加密友,攜手並行,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感人肺腑的管鮑之交。也正是得益於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專業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於成為開宗立派、獨領*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並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後,對於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恆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9】縱觀吳宓一生為人為學之品性,此說當為其鬱結於心靈之感慨,發自肺腑之顫音。
1921年夏秋,吳宓獲得碩士學位後歸國,先後出任東南大學和東北大學教授,致力於西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同時兼任號稱“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的《學衡》雜誌主編。這份以梅光迪、柳詒徵等人為主要創辦人,吳氏為“學衡派”領袖的雜誌,儘管遭到了另類派文化領袖陳獨秀以及干將胡適、周豫才(魯迅)、周作人兄弟等人的強烈抵制與猛烈抨擊,雙方就此結下了樑子,但與胡適關係相當密切的曹雲祥,並未因此類江湖恩怨偏袒一方,當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後,曹氏慕吳宓才學與名聲,力主聘其回母校為國學研究院籌備鳴鑼開道。吳不負厚意,很快辭去東北大學教職,懷著一份感念之情回到故都北京,二度踏進水木清華那寧靜安逸的校園,竭盡全力協助校長曹雲祥積極物色延聘國內“精博宏通的國學大師”(吳宓語)來院執教。就在這樣一個歷史程序的節骨眼上,遠在萬里之外的陳寅恪,迎來了踏入清華園一試身手的歷史契機。
此時,陳寅恪已由美國哈佛大學轉赴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他得到清華聘請的電文後,經過一番躊躇思量,答應就聘。由於購書等事宜拖延了半年才起程歸國,又因母喪等事宜,回到上海的陳寅恪向校方請假在家中逗留了一年,直到1926年7月8日方步入清華校園的大門。而這個時候,吳宓因與教務長張彭春矛盾加深,已辭去研究院主任之職,改任清華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曾經薦舉趙元任步入清華講壇的張彭春,也在與吳宓等人的紛爭中敗下陣來,被學生趕出了清華園,研究院事務由新任教務長梅貽琦兼理。【10】
混戰過後,處於多事之秋的清華園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在蛙鼓蟬鳴與陣陣熱風吹蕩中,隨著陳寅恪擺動長衫緩緩登上承載著文化使命的聖潔講臺,一個令天下學界為之震動,被後世廣為流傳並影響深遠的“四大導師”陣營業已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了它的巔峰時代。
這年11月16日,清華學校教務長梅貽琦來到陳寅恪的住所商談,欲聘請一位大字號“海龜”來校出任中國文史教授,以充實清華的文科陣容,壯大學校的整體實力,為即將改制的清華大學再加砝碼。陳寅恪稍加思索,脫口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這便是聲名赫赫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當時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就讀的他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從北大到柏林(1)
陳寅恪所薦舉的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祖上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