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後再無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第5部分 (第4/4頁)

取其上，而無錦衣紈絝之習，所謂“文化之貴族”，非富貴人之驕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輩，猶然如此。誠所謂君子之澤也。先生少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維新改革於湘中，坐是黜廢禁錮，而名益顯，望益高。所與交遊唱和者，廣而眾。又皆一世之名士學人高才碩彥。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訊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託命者也。寅恪自謂少未勤讀，蓋實成於家學，淵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38】

吳氏之說大體不差，陳寅恪正是懷揣中國文化學術德教之託命，放洋遊學，開始了他尋求救世之道的漫長途程。

光緒二十八年（1902）春，留日風潮興起，13歲的陳寅恪隨長兄衡恪離金陵赴上海，以自費留學生的身份踏上了駛往日本的輪船。行前在上海旅館偶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人本一介傳教之士，無職無權，但卻屬中國老百姓常說的“能人”一類。其人除了腦子靈活，善於投機鑽營，肚子裡也確實有點乾貨。憑著他的識見和鑽營機巧，在清末政壇上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