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後再無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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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除了要求購書外，更多是在談論學術，所涉內容之深奧廣博，若不專門研習此項學問者，難知其所言與所以言。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誌的吳宓得知，於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刊載，梁啟超就是透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併為陳氏之博學傾倒，於是便有了一年之後清華園著名的“梁曹對”。正是由於這次對話，加之王國維從旁助力，沒有片紙學位和一頂學歷帽子的陳寅恪才以導師的資格踏進了風景秀麗的水木清華，開始了悠悠四十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生涯。

沒有博士帽子而以導師的身份從容登上清華大學講壇的陳寅恪，立即引起了學界的廣泛矚目，坊間多有羨慕、讚頌追捧者，不明就裡的後輩學人也多有“以古觀今”，論及大學門檻之難進，當權者只看學歷證書而不觀受聘者本人之學問如何者。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南按：陳衡恪三子）說，抗日戰爭後期，已遷往成都的燕京大學請陳寅恪擔任歷史系教授，他獲送六叔一家由重慶前往成都就職。到校後，叔侄二人談起歐美教育來。封雄好奇又不解地問：“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說：“他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52】從俞大維的話中可以看出，陳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為知識而不為世俗名利，為學術而不為學位。或許，這就是魯迅描寫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大而言之，是為學術”的精神的具體實踐吧。

由於陳寅恪在學界如雷貫耳的名聲，其學位問題波及後來者既深且眾。1948年曾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的著名人文學者蕭公權，於許多年後談到學位與學問時曾放言：“其實學位只能表示一個學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學府’規定的某種課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實學問。我知道若干中國學者在歐美大學中研讀多年，只求學問，不受學位。史學名家陳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學問的人絕對不需要碩士博士頭銜去裝點門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學生過於重視學位而意圖巧取。他們選擇學校、院系、課程，以至論文題目，多在避難就易。他們得著了學位，但所得的學問卻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國外混了幾年，回國後自稱曾經由某大學授予某學位。他們憑著假學位做幌子，居然在國內教育界或其他事業中混跡。”【53】

蕭氏之言不能說沒有道理，打著“克萊登大學”畢業生的牌子混跡於社會各界者不乏其人，陳寅恪的確為學術界人士做出了不讀博士拿學位，一心讀書向學的成功範例。但此事體正如胡適的“收山小門生”唐德剛教授所言：這個世界上許多事是“閻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54】。也就是說，專為讀書而讀書，為學問而學問，不求碩士博士帽子，名門出身，具有強大人脈背景和人際交往資源的陳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別是偏遠地區貧苦勞動人民的孩子（當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1935年，當清華畢業的夏鼐考取公費留學生準備出國時，就前往國度、學校、專業、學位等問題，請教老一輩留學生，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時已名滿天下的李濟。李濟表示：“學位不關重要，可有可無。惟社會上做事，有學位者稍佔便宜耳。”【55】這裡說的稍佔便宜，當然包括像陳寅恪邁進清華門檻之類的事。李氏是哈佛博士，從後來他入清華研究院看，顯然比陳寅恪輕鬆和自然得多。

從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推薦陳寅恪之際同時推薦當時在學術界已是名流俊傑的柳詒徵、湯用彤等人情形看，決定誰進門誰出局命運的終裁權，是捏在校長曹雲祥一人手中的。曹氏畢竟也算個知識分子或讀書人，早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後留學美國哈佛，獲商業管理碩士學位。歸國後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參事，1922年任清華學校校長，幾年後有了與陳寅恪相遇的機會。只是，在陳寅恪能否邁入清華大門的問題上，曹一開始還不明就裡，甚至有些傻乎乎地向吳宓、梁啟超等問這問那，關注被薦者的學位與學問之高低大小。但隨著事態的進展，曹氏才翻然醒悟，發現此事已與這些身外之物沒有多大關係了，真正的“關係”是“以人為本”，是一種人際利害關係。正是這種人際關係令陳寅恪較為順利地跨進了清華園的大門。事實告訴世人的是，就陳、柳、湯三人而言，其學問各有所長，柳乃陳寅恪啟蒙時代的老師，湯在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