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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或許沒有想到，他和葉劍英提出的研究三次路線鬥爭歷史的要求，不久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這顯然是華國鋒不願看到的，他後來因此而做了自我批評，也因此而不得不辭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職務。
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歷史，實際上就是研究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在中央黨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從事黨史教學的同志組成一個小組，研究這一課題。所謂“三次路線鬥爭”，一次是指劉少奇，一次是指林彪，再一次就是“四人幫”。這是當時的提法，現在看來並不科學。劉少奇顯然不能算一次，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這裡涉及一個研究的標準問題，為此，胡耀邦提出兩條原則：一要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要看實踐。
可是，對於這兩條原則，中央黨校的一些學員卻理解成兩個標準。一是毛澤東的指示；二是實踐。按照第一個標準，過去的冤假錯案也就不能平反了。
而且，中央黨校研究小組提交的有關研究三次路線鬥爭史的提綱，幾乎照抄了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的講話。實際上，華國鋒的講話本身就有一些錯誤的東西，尤其是肯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甚至認為“文化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胡耀邦對這個提綱很不滿意。12月初，他在一次校黨委會議上提出，不要以為是中央檔案，就是正確的，“這什麼‘論’啊？”這十幾年的歷史如何研究，“不要根據哪個檔案，哪個領導人的講話，而應該看實踐”。〔21〕他隨即解散了這個研究小組，由哲學教研室的吳江牽頭，重新成立了一個小組。
2。 一個常識性問題引起的討論（2）
12月9日，胡耀邦主持會議討論新的研究方案。他說，怎麼研究？這裡有一個態度問題，也就是方法問題。如果方法不對頭，研究共產黨的歷史就會失去方向。他要求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和事實。而任何脫離實際，斷章取義的行為，“都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為了更好地研究這三次路線鬥爭的歷史，胡耀邦建議先草擬一個“討論綱要”，以便進一步討論。〔22〕
1978年1月18日，吳江和其他幾個人把提綱起草好了，並送給了胡耀邦。他看過之後肯定了提綱的“路子是對頭的，只是太簡略了。”他建議再修改一下。
3個月後，第二稿拿出來了，這就是《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其中提到，1。 應當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論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實質，來進行研究。2。 應當以實踐為檢驗、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離開實踐或者閉眼不看歷史事實，來爭論路線是否正確，除了徒勞無益或者受騙上當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結果的。〔23〕
隨後，中央黨校讓在校的800名學員討論這個提綱。在討論中，出現了不同的觀點。有人提出，研究共產黨的歷史，要尊重事實，從實際出發。但也有人主張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檔案為依據評價“文化大革命”。
那麼，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麼？是毛澤東的指示，還是實踐？這是真理標準大討論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據孫長江回憶，他和吳江當時都認為，兩個標準的說法是一種誤解，是糊塗觀念，應該澄清。他們打算寫一篇文章，把這個問題講清楚。孫長江在命題的時候就強調了真理標準的唯一性。因為，“我們要解決的就是兩個標準會帶來思想混亂的問題”，所以，他們把文章的題目確定為《實踐是檢驗路線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後，他們又取掉了其中的幾個字，把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其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