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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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周總理；第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第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他明確指出：“鄧小平同志與‘###’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52〕

會上，王震引用毛澤東說過的話，稱“鄧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還肯定了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期間，對各方面整頓所取得的成績。正因為如此，“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希望鄧小平同志早日出來參加領導工作”。在談到“###”時，王震稱讚說：這是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病重、周恩來總理逝世後自發地進行的大規模悼念活動，是首都人民對“四人幫”罪行的群眾性聲討，表現了首都人民的無產階級義憤。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國人民階級覺悟大大提高的表現。“這就是‘###’的本質和主流，不承認這個本質和主流，實質上是替‘四人幫’的罪行進行辯護。”〔53〕

3月14日，華國鋒在會上發表講話。從這個講話來看，在兩個敏感問題上，華國鋒仍然堅持了“兩個凡是”。他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鄧小平的問題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所謂的立足點就是“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關於鄧小平的問題，華國鋒解釋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夥也在批鄧，但他們另搞一套，對鄧小平進行打擊、誣陷，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幾個人被隔離審查後，中央決定當時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藉口，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

華國鋒還告訴與會者：現已查獲，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臺’，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基於這樣的考慮，華國鋒堅持認為，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應該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去辦。他強調說：對鄧小平的功過，毛澤東早有明確評價，1973年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後，是有成績的，也犯過錯誤。“應當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對鄧小平同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改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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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鄧小平復出始末（5）

不過，在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上，華國鋒也做了一些讓步。他承認，鄧小平根本沒有插手“###”。經過五個多月揭批“四人幫”和多方面的工作，“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條件逐步成熟。他由此認為，“四人幫”對鄧小平的一切汙衊不實之詞，都一定推倒。但是，華國鋒又不願意馬上讓鄧小平復出，他考慮應該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什麼是適當時機？華國鋒解釋說：“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總之，鄧小平的問題正逐步在解決，“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對華國鋒提出的這個“適當時機”，陳雲表示贊同。

不過，在“###”這一敏感問題上，華國鋒也肯定，這是在“四人幫”迫害周恩來、壓制群眾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表示對周恩來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在事件的性質上，華國鋒堅持認為，“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他同時也承認，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其中許多人對“四人幫”表示不滿，因此，“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54〕

儘管華國鋒在兩個敏感問題上的態度有所鬆動，但由於他在講話中提出了“兩個凡是”。結果，在鄧小平復出問題上，他堅持要等到“適當時機”解決。在“###”的性質上，他依然堅持認為，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再爭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