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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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武建華、張耀祠、李鑫已經擬好了行動方案。在這個方案中，解決“四人幫”的順序為：在懷仁堂解決王洪文和張春橋，然後依次處置江青和姚文元。

華國鋒覺得這個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議把時間“再縮短一些，爭取提前解決。”汪東興也贊成提前行動，以提防江青這幾個人“鋌而走險先動手的可能。”〔16〕

第二天，也就是《光明日報》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篇文章的當天，汪東興向葉劍英彙報了行動方案。葉劍英對這個方案表示贊同，在他看來，“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照這個方案執行，必會成功。”葉劍英還叮囑汪東興：“要特別注意保密”。〔17〕

10月5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再一次商談了行動計劃。作為這次行動的關鍵人物，葉劍英深知“這是一步險棋”，他要求“行動果斷，更要周密，必須萬無一失。”華國鋒表示，他已經向陳錫聯和吳德做了部署，北京衛戍部隊歸吳德指揮，負責解決江青在北京的幾個死黨。

原定於10月10日採取的行動為什麼要提前到10月6日？事後，華國鋒在談到其中的原因時做了這樣的解釋：“主席逝世後，如果不是他們變本加厲，逼人太甚，我們也不想現在解決。但他們太瘋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裡，公然搶班奪權，另立中央。據我們得到的可靠情報：他們準備在10月10日搞政變，王洪文把標準像都拍好了；上海不僅給民兵發放了槍炮，還發了大批紅布紅紙，說要慶祝偉大的節日。我們感到事態嚴重，一旦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會喪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決定採取這種特殊措施，把他們全扣起來，進行審查。”〔18〕

劉志堅也回憶說：“主席逝世後，我們就估計到了，‘四人幫’一定要發難，‘四人幫’一定要抓人，老幹部們，特別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膽，覺得動手晚了我們要遭殃，所以說先下手為強。我也知道有些人到葉帥那裡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標。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標，萬一‘四人幫’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葉帥的一個兒子到我家裡來，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觸到的老幹部們的意思讓他轉告葉帥，即覺得主席去世以後‘四人幫’肯定要動手，如果我們不趕快動手，就要遭殃。”〔19〕

10月6日下午3時，中央辦公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懷仁堂開會，內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

汪東興還對四個行動小組宣佈了兩條紀律：第一，要絕對保守機密；第二，要堅決服從命令，聽從指揮。

按照當時的部署，四個行動小組分別負責控制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拘押這兩個人的地點選擇在懷仁堂。但是，這兩個人誰先到場，卻有兩種迥然不同的說法，而且都出自當事人之口。

一種說法是汪東興的回憶。他這樣敘述了當時的經過：1976年10月6日晚上8時，我們在懷仁堂正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當時，華國鋒、葉劍英同志就坐在那裡，事先我已寫好了一個對他們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由華國鋒宣佈。我負責組織執行。張春橋先到，宣佈決定就順利解決了。接著來的是王洪文，他有一點掙扎，當行動組的幾個衛士在走廊裡把他扭住時，他一邊大聲喊叫：“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幹什麼？”一邊拳打腳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動小組的同志制服了，扭著雙肩押到大廳裡。華國鋒同志把“決定”又唸了一遍。還沒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聲，掙脫開警衛人員扭縛，像頭髮怒的獅子伸開雙手，由五、六米遠的地方向葉帥猛撲過去，企圖卡住葉帥的脖子。因為雙方距離太近，我也不能開槍。就在他離葉帥只有一兩米遠時，我們的警衛猛衝上去把他撲倒，死死地摁住，給他戴上手銬。隨後，幾個人連揪帶架地把他抬出門，塞進汽車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裡，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志在我辦公室等著，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解決。結果，姚文元也來了。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他聽完後好像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與此同時，李鑫、張耀祠、武建華幾位同志負責在江青、毛遠新的住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