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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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1）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歷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隨之結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沒有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可以說，粉碎“四人幫”為實現這一歷史轉折提供了契機。

這年4月清明節期間發生的“###”，為粉碎王、張、江、姚“四人幫”奠定了強大的群眾基礎。

事件發生的起因是周恩來的逝世。在周恩來逝世治喪期間，“四人幫”發出種種禁令，阻撓群眾的悼念活動，引起群眾的極大不滿。事件發生後，“四人幫”又對其大做手腳，顛倒黑白，以致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對###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對鄧小平作出了不正確的處理。由於“###”的定性是毛澤東同意的，就使得這一事件在隨後的兩年時間裡成為極其敏感的話題。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學生和市民自發地舉行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遊行，有人還貼出“保衛周恩來”、“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的標語。他們甚至把標語貼在南來北往的火車上。這些舉動引起了“四人幫”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電話中問《人民日報》的一位負責人，你們報社在南京有沒有記者，如果有的話，就讓他們“反映重要情況。”王洪文還說，南京大街上貼出打倒張春橋的大字報，“那些貼大字報的是為反革命製造輿論”。因為江蘇省委有走資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質是“對著中央的”。〔1〕

從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後給《人民日報》負責人打了24次電話，其內容是：一是把群眾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活動定性為反革命性質；二是誣陷鄧小平；三是打擊敢於同他們作鬥爭的群眾；四是為他們篡黨奪權制造輿論。〔2〕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稱南京事件是“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後策劃人”和“謠言製造者”。也就在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貼了一首後來廣為流傳的詩詞：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4月2日，姚文元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負責人說：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來有個司令部。”他還說：“到天安門前紀念碑送花圈悼念周總理，和當前批鄧精神不相適應，是針對中央的，是破壞批鄧的。”他指示報紙“要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掌握鬥爭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電話稱，是否寫一篇社論，題目叫《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先講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形勢大好，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已經很孤立。“在這種形勢下，我們要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然後講“階級鬥爭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階級敵人的破壞，要追查謠言。”〔3〕至於社論寫些什麼，姚文元已經想好了。社論寫好之後，他又加了幾句話：“必須從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去分析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傾向和口號的階級實質。”〔4〕

清明節這天，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到廣場去的達200萬人之多。送來的花圈有2000多個，而且寫了很多詩詞。其中一首寫道：

“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

科學院109廠的職工寫了“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這首詩後來登在《人民日報》編寫的有關###的《情況彙編清樣》上。可是，姚文元對這首詩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釋：“所謂‘再開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會主義革命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5〕結果，這個廠的領導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離審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報》記者還從天安門廣場抄了一份傳單，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在周總理患病期間，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鄧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國人民大快人心。”結果，姚文元斷章取義，把鄧小平汙衊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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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6年“天安門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2）

與此同時，姚文元再一次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負責人，明確地說：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的活動，是“反革命性質。”他還指示《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