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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
《人民日報》的這種安排使堅持“兩個凡是”的人感到震驚，關於真理標準的爭論更加激烈了。6月15日，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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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鍵時刻，鄧小平公開表示，支援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4）
曾濤、楊西光參加了會議，據這兩位當事人的現場記錄，這位副主席在會上的講話，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還點了“特約評論員”的名。他說，黨報要講黨性，《紅旗》雜誌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黨性與個性要擺得對，允許個性，但個性要服從黨性。“不能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衝擊，就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錢不值。最壞的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還有一些特約評論員，他們“寫的東西不好”。“特約，是誰麼！不知道。聽說有的是社會科學院寫的，有的是黨校寫的，有的是組織部寫的。這些特約評論員文章，有問題。”他認為，有些特約評論員文章好像有股氣，要出氣，“利用文章出氣不對。這要研究，我有意見。”《人民日報》對部隊政治工作會議的新聞報道“也有問題”，鄧副主席講話標題是精闢闡明瞭毛主席思想，這對。但是，“對華主席的講話、葉副主席的講話為什麼就不標‘精闢闡明’呢？難道華主席、葉副主席的講話就沒有精闢闡明毛主席思想嗎？這樣標題不是有意的嗎？”他提醒說，要注意特約評論員文章，“有幾篇不是那麼恰當”。有篇講青年人的，沒有講清楚。有篇講老幹部的，也沒有講清楚。他對這些文章“不經過宣傳部”，直接“打著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報上那樣搞”感到很不滿意，強調今後“要注意”。他特意提到4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一封信，認為信中的一些提法有問題，而“報社的評語捧得那麼高”。文章說年輕人在錯誤路線干擾時跟著跑是很難避免的遭遇，沒有什麼竅門可以避免這種遭遇發生。“這就不符合馬列主義，對青年起煽動作用，引導青年犯錯誤。”他對此表示非常不滿。“為什麼不可避免？《人民日報》是黨的機關報，我和胡耀邦談過，要他在報上寫文章要注意。這期《紅旗》雜誌那篇講幹部政策的文章，有氣，不好。《紅旗》雜誌是理論刊物，這篇文章不是理論文章，沒有什麼理論，為什麼要登第一篇？為什麼要帶一個頭？是誰寫的？”他還告訴與會者：“我對胡耀邦同志說，政治路線犯了錯誤，我們負不起責任，第一是我，第二是烏蘭夫，第三是平化。組織路線犯了錯誤，第一是我，第二是你負責。”〔63〕
其實，這封信是胡耀邦以老幹部的名義寫給年輕人的。信寫得很平常，只是以他自己的親身體會談談如何做好年輕人的工作。不過，信中強調了要注重實踐的作用。胡耀邦在信中說，有些青年人，對黨那麼熱愛，那麼信任，並且準備把一切都獻給她。但“錯誤路線干擾破壞的時候卻為什麼跟著跑，反而損害了她呢？”這個問題，“我在年輕的時候，也碰到多次，並且為它苦惱過。現在年紀大了，才知道這是青年很難避免的遭遇。”“有什麼竅門，什麼保險的東西可以使他們避免這種遭遇嗎？我看沒有。如果有，那我們就否認實踐論了。”那麼，是否可以逐漸減少以至最後基本上消滅盲目性呢？“馬克思主義又告訴我們，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辦法就是要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斷努力學習和實踐，學習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論，學習黨的檔案和黨報黨刊的重要言論。”同時，“經常生活在群眾中間，向群眾學習，向群眾作調查，聽取群眾的呼聲，傾聽群眾的意見，並且經常遇事同群眾商量。這樣，就可以一步一步地使自己成熟起來。”
信中還說，有些青年人，“不是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考察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哲學上叫歷史唯物主義），而是用想象的方法來幻想我們的社會（在哲學上叫唯心主義或主觀主義）。幻想總是十分美妙的。一碰到實際問題，特別是某些陰暗的東西，幻想就破滅了。”這位老幹部建議，要經常對青年人作具體分析，這樣就“可以找到一種正確的工作方法”，就是“不要坐在房子裡，冥思苦想，寫什麼又長又空的指示檔案；而是要經常到青年中去，發現青年中的先進事例，先進典型，並且憑藉這些先進的東西去引導、教育、影響其他的青年。”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加強政治學習，“怎麼使青年對政治學習發生興趣，怎麼使青年人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感到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