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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街道或村裡的大喇叭裡不停地播放著領導的講話：“對那些不聽勸告，不肯回安置區的頑固分子，就是抬也得把他們抬回去，兩個人抬一個不行，就去四個人抬，抬不動就用車拉。我們就是要實行人海戰術，大兵團作戰，徹底挫敗這些非法返庫者！”
有移民參加返庫的各縣任務更重，渭南地區要求：自己的小孩自己抱，凡有移民的地方，要自掃門前雪，各拉各的人。為了完成任務，這些縣各村社的幹部、基幹民兵全部集中到了縣裡，各級黨政機關除了留下守門的，其餘人員全部傾巢出動，縣委書記、縣長帶隊指揮，各鄉書記、鄉長分別帶領人馬、車輛奔赴庫區，一時間，條條通往庫區的道路上車輛轟鳴，塵土飛揚，大批車輛、人員擠滿了大荔縣城，也擠滿了華陰、朝邑灘頭，到處是人聲鼎沸，馬鳴車叫。
這種兵臨城下的陣勢極大震懾了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移民，他們驚惶地奔走相告：“政府軍來了！要把我們全部抓起來……”
驚惶的資訊者像瘟疫一樣迅速在移民中傳播，幾個“移民定居點”的人無不驚恐萬狀，慌作一團，有的甚至開始收拾行裝，準備逃跑。開初，劉懷榮還試圖穩住陣角，他召集幾個小頭目開了個短會，讓大家分頭去安撫穩定惶恐的隊伍，同時，劉懷榮還派人前去大荔和朝邑聯絡苗福群、陳文山等人，約定三處結成同盟，相互支援。但不想，苗福群、陳文山等人也已被“政府軍”分割包圍，自身難保。
轉眼間，清明祭祖聲勢浩大的移民隊伍失去了昔日在鬥志和力量上的優勢，與“政府軍”短兵相接後，很快就節節敗退，最後被其團團包圍在各自的“指揮部”附近很小的範圍裡。然後，“政府軍”將那些擁在一起哭爹叫孃的移民一個個撕扯開，抬手抬腳地將其拖到一旁，連同他們的鍋碗瓢盆和充滿汗臭氣的衣物、被子扔上汽車強行拉走……
最後，高聲叫罵的劉懷榮被史縣長指揮人從“總指揮部”拖了出來。
與此同時，朝邑灘的苗福群也在他的“指揮部”裡與大荔縣公安局長進行了一番無畏的叫板和對峙，最終被一群公安人員抬胳膊搬腿地硬塞進了為他準備的專車。而在這之前，陳文山、王福義和他們的部下們已在“政府軍”的押解下行進在返回澄城與蒲城的山路上……
到此，以清明祭祖的方式實施的返庫再次以失敗的結局告終。
23、“狂妄至極，囂張至極”
26年的時光沒能塵封劉懷榮對那段“走麥城”歷史的記憶，講到被人摁住手腳強行帶離庫區的情景時，老漢立即表現出了自採訪以來少有的激動和憤怒，講話的思維方式和語調也變得奇怪起來，“他們搞突然襲擊，以多欺少，這是政府幹部應乾的事嗎？”
但他很快在對另一件事情的講述中求得了平衡，“我告了史縣長，上邊批評他了！還賠償了我們移民四萬多元的損失。”講到這裡，劉懷榮得意地揭下帽子，用手撣了撣灰塵，似乎要撣掉那段不愉快的記憶。
事實上，到地委、行署“告”史縣長只是劉懷榮這次歷時兩個多月**的一個開端。1983年2月，春節剛過，他便從渭南一路“告”到西安，最後反覆穿梭於北
京水利部、農業部、中紀委討要公道。
終於在水利部聽到了“公道”的聲音，“你反映的事很重要，移民工作是個新生事物，我們沒有經驗。但我們的原則是一定要把移民安置好。”水利部的接待者還告訴劉懷榮：“你們看哪個地方好，報上來，我們儘可能按要求安置。”
這次接訪和接訪者的承諾真偽已無法考證，但1984年秋收季節，劉懷榮忙著在澄城、白水、富平等縣傳達無數次的“進京**精神”就是這些內容。“中央的關
心和答覆”點燃了安置區移民返庫的希望之火。
劉懷榮回憶說：1984年4月以來，我都在各縣組織發動群眾，與苗福群、陳文山、王福義等人商議返庫之事。我們共召開了兩次總指揮部聯席會議，劃分了返庫後各自佔據的範圍，議定了統一行動的日期。6月7日，我們在蒲城縣龍陽鄉上村開了一個返庫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有三四百人，我在會上安排佈置了返庫的事。這次，我們調整完善組織機構的情況正如《黃河大移民》中記述的那樣，成立了返庫種地生產自救指揮部，下邊設定了由知識青年為主體的參謀系統，觸角一直延伸到省城、專區、縣城的龐大的情報系統，起草文告，散發傳單的宣傳系統和由精壯青年所組成的總部衛隊。
這次，移民返庫的目的已不僅僅只是搶種土地和房屋，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