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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〇、吳楚弄兵無劇孟
聽了孫元起問話，三個小夥子一齊看向了魏鎮雄。
魏鎮雄滿臉微笑：“迫擊炮結構簡單，經過初步核算，每門成本應該在70到80兩白銀。但作為一種具有優良效能的新式火炮，能在近戰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售價縱然不及馬克沁機槍，想來也相差不遠。也就是說，迫擊炮至少有十倍利潤。
“我等在歸國之前，已經把迫擊炮涉及的相關專利在歐美日各國註冊。如果和百熙先生合作的話，我們將毫無保留，把專利權轉讓給北平鐵廠。我和任之（吳健）是金屬學會的，國臣（劉慶恩）和儀亭（沈鳳銘）是兵工學會的，都會全力協助北平鐵廠除錯好生產裝置，確保迫擊炮正常投產。”
俗話說得好：無事獻殷勤，非奸必盜。他們幾個小夥子耗費心血研製出迫擊炮，跑了數十個國家註冊專利，然後再千里迢迢來到北京獻上圖紙，難道只是學雷鋒做好事？時空管理局可沒批准雷鋒同志穿越到清末的申請。
見魏鎮雄閉口不說利潤分成的細節，反而大談特談迫擊炮的好處，孫元起有些忐忑：顧左右而言他，這是所求者大啊！
既檳你跑題，難道我就不會麼？看誰最先沉不住氣！
孫元起開始滿嘴跑火車：“如果北平鐵廠有所盈利的話，利潤除了部分留作擴大再生產外，將主要用作教育經費，培養中國工科人才，重點扶持鋼鐵和兵工方面的技術研究。
“對於尖端的技術研究，經世大學有較好的學術基礎，而且目前已經建有鋼鐵、發動機等多個研究所，不鏘另外籌建新的機構。但是培養工科人才，卻必須有專門的學校。
“敝人從事教育多年，發覺現階段的中國可能更需要熟練的工人、經驗豐富的技師，而不是研究艱澀高深理論的科學家。換句話說職業學校、專科學校可能比綜合性研究大學對國家更有用。”
二十一世紀初，但凡與教育有交集的中國學者，腦海裡都會盤旋著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便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中國學校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嗎？大家不要忘了陳省身、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錢學森等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科學家。但這些人都是在建國之前培養出來的，所以問題應該修正為：
為什麼建國之後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如果公知、精英看到這個問題一定會情不自禁地把它歸結到體制上來。事實上，他們這回說的沒錯，確實是因為制度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教育體制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人才培養帶有強烈的國家功利主義色彩。教育不再是為了培養博學通才，而是為國家培養具體的、有用的專門人才，比如工程師、醫生、農業專家、技術人員等。
為此在1952年到1953年間先後拆分了一大批歷史悠久的綜合性大學，像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都在劫難逃，進而建立起一批以專門學科為主的高等院校。這就是中國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院系大調整”，也是很多高校把1952年作為建校元年的根本原因。
在這次院系大調整中，誕生了一大批著名專業院校。其中最有名的，當數北京學院路的“八大學院”：北京醫學院（今北京大學醫學部）、北京鋼鐵學院（今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石油學院（今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今中國農業大學）、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地質學院（今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礦業學院（今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林學院（今北京林業大學）。…；
培養傑出人才，就跟小孩捏泥巴一樣。民國時期高校的博學通識教育，是把一群小孩領進大師作品展覽館然後隨便這群小孩怎麼折騰，學不學自由，跟誰學也自由。千兒八百小孩中總有幾個天資聰穎的在大師薰陶下自己也成了大師，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而建國後的專門化教育，則像把一群孩子領進製陶工廠裡，老師手把手地教道：“今天我們捏小板凳，第一步先把泥巴拍出片狀，……”在循序漸進的培養下，泯滅了天才與凡人之間的巨大鴻溝，最後所有孩子不分資質都成為熟練的工人，做出碗、陶罐、茶壺等日用品來，卻沒有誰能成為大師燒製成大師級作品。
你是不是要唾罵這種限制個人自由發展的教育體制？不過我勸你在開口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它為國家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
眾說周知，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