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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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葛川江小說”，等等。與此同時，拉美作家借重本土文化資源，在20世紀後半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創作成就，尤其是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八十年代初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作家，使他們相信：如果將自己的創作植根於悠久而豐富的民族文化傳統之中，以中國人的感受性來吸收消化改造西方的觀念和形式，必能取得獨創性的成就。李慶西在《尋根：回到事物本身》一文中這樣疏理“文學尋根”的來龍去脈——

1984《棋王》（2）

一、新時期文學走向風格化之初，作家們首先獲得了一種“尋找”意識。尋找新的藝術形式，也尋找自我。

二、“尋找”意識的產生，與通常所謂“價值危機”有關，也與文壇的“現實主義”的危機相聯絡。因而，許多作家從藝術思維方法和感覺形式上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

三、西方現代主義給中國作家開拓了藝術眼界，卻沒有給他們帶來真實的自我感覺，更無法解決中國人的靈魂問題。也就是說，藝術思維的自由不等於存在的自由，正如有人認為的那樣，離開了本位文化，人無法獲得精神自救。於是，尋找自我與尋找民族文化精神並行不悖地聯絡到一起了。

著眼於這個大背景，《棋王》的意義就比較清楚了，說它直接引爆了那場“文學尋根”運動，也未嘗不可。總之《棋王》發表五個月後，《上海文學》雜誌與浙江文藝出版社聯手，在風景如畫的西湖邊召開了文學座談會，回顧過去，預測未來，探討新時期文學如何突破既有藝術成規，更上一層樓。阿城是這次會理所當然的受邀者。據與會者季紅真的描述：會議期間，阿城“時而莊重，時而詼諧。莊重時如一個受苦受難的耶穌，詼諧時則如一個大頑童。”在一次發言中，他大談中國文化，情緒激動，結尾一句是：“一個民族是不會忘記自己的文化的”，眾人一時被震懾，會場上鴉雀無聲。（阿城《俯仰天地的魂魄》，《芒種》1995年第1期）這次座談會的效應幾個月後就顯示出來：韓少功在1985年第5期《作家》上發表了《文學的“根”》，鄭萬隆在1985年第5期《上海文學》發表了《我的根》，李杭育在1985年第6期《作家》發表了《理一理我們的根》，阿城在1985年7月6日《文藝報》上發表了《文化制約人類》，鄭義在1985年7月13日《文藝報》發表了《跨越文化斷裂帶》，與之同時，一批“尋根”小說相繼問世：韓少功《爸爸爸》、《女女女》，鄭義的《老井》、《遠村》，鄭萬隆的《異鄉異聞》，賈平凹的《商州又錄》、《商州世事》，阿城的《樹王》、《孩子王》、《遍地*》，王安憶的《小鮑莊》……，一時間，南北呼應，熱鬧非凡，一場“尋根文學”運動，就這樣在中國文壇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這群“尋根文學”作家中，阿城是比較特殊的一位。論文學創作上的起步，他最晚；論藝術起點，他最高，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說來有點意思，阿城是在給別人的小說畫插圖時覺得不過癮，才寫開小說的。據仲呈祥敘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夜晚，在北太平莊22路汽車終點站，阿城對他說：“說實話，替別人的小說插圖，倒勾起自己寫小說之念。譬如說反映知識青年生活的小說吧，我就總覺得還不夠味兒，至少我自己在這方面的生活，還沒有在小說中得到充分表現。”（《阿城之謎》，《現代作家》1985年第6期）此時他已過而立之年。阿城文學上創作的這種“大器晚成”，當然是有原因的。受乃父的影響（鍾惦棐早年在延安魯藝學的就是美術），阿城從小酷愛繪畫，一心想當一名大畫家，在京城非主流的美術圈中小有名氣，轟動一時的“星星畫展”中就有他，還弄攝影，水平也很了不得。阿城能從雲南農場調回北京，到《世界圖書》編輯部“以工代幹”，靠的就是畫筆上的功夫。不過據美術界行家的評價，阿城在繪畫上雖有相當造詣，但不算傑出，與他的文學才能比，只能是“小巫見大巫”。阿城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不可能在一棵樹上吊死，當他發現自己的文學創作上才能更大，前程也更大時，改弦更張是很自然的事。公平地看，小說寫作上的晚出手對阿城絕對是件好事，使他出手不凡，一鳴驚人，如文曲星下凡。否則，阿城與他同齡的知青作家就沒有什麼不同了。汪曾祺老到地指出，阿城在下放勞動時期沒有寫出小說來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今天，現在，阿城才能更清晰地回顧那一段極不正常的時期生活，那個時期的人，寫下來。因為他有了成熟的、冷靜的、理直氣壯的、不必左顧右盼的思想。一下筆，就都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