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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與思維定式，強行將《黃金時代》放置在“人性—道德”這一譜系裡去理解，只能得出方圓鑿枘的結論。論及誤讀的程度，王小波大致可以與王朔比肩，只是向度不同：王小波被大大的矮化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94《黃金時代》（3）
確實有人用類似看王朔的眼光來審視王小波：“從作家本體的意義上來說，王小波為了消解崇高，不惜將自身的痞氣強加給其他的知識分子，甚至在擺脫了荒謬時代之後仍然如此……他消解著荒謬的時代，他借的工具是性：他消解著一切，他借的工具還是性。不僅如此，他的最大失誤（或者說是錯誤）在於消解的後果。……如果一個人是為了消解而活，那麼，他活得未免太過悲哀了吧？”（劉旭《精神騎士還是高等無賴》，《青春》1998年第2期）看來，王小波的小說對許多讀者來說，陳義過高。
《黃金時代》完全不同於以反思“*”與詠歎青春的“知青小說”，它也並不歌頌人性的美好和對自由的追求，充斥全篇的*描寫並非為了讚美男女間的愛情，也並非僅僅以此作為反抗專政壓迫的武器。相反，陳清揚並不熱衷於*，“她所討厭的是使她成為破鞋那件事本身”，她對於 “被稱為破鞋”耿耿於懷，寧願成為真正的破鞋，被人抓去出鬥爭差，“每次出過鬥爭差，陳清揚都*勃發”，因為此時的*使她“終於解脫了一切煩惱，用不著再去想自己為什麼是破鞋，到底什麼是破鞋，以及其他費解的東西：我們為什麼到這個地方來，來幹什麼等等。”尋找某種真實的身份，即使是被判決為罪惡的身份，也遠勝於被“設定”為某種身份。陳清揚與王二將*作為武器，是為了反抗現實生活的荒謬，是一種讓人暫時擺脫深重的荒謬感受的解毒劑：王二先是想向人證明自己存在，在遭到隊長報復後，又“真想證明我不存在”。只有與陳清揚*，“在這種時候，我又覺得用不著去證明自己是存在的”。“存在”是人生的大命題，但在一個荒謬的處境中，存在與否，都無法指向任何美好，藉助*逃避也許是唯一的出路。一旦這種處境結束，*就失去了其必要性。
最荒謬的是，一旦陳清揚在檢討中承認自己曾在一瞬間愛上了王二，陳清揚的“清白”就被玷汙了，這是她“真實的罪孽”。在異常的生活狀態下，男女通姦並不是一種罪孽，對之的迷戀和批判都更像是一種遊戲，而一旦這種遊戲落足為真實的愛情，則對現實生活構成了極大的反諷和挑戰。“以前她承認過分開雙腿，現在又加上，她做這些事是因為她喜歡。做過這事和喜歡這事大不一樣。前者該當出鬥爭差，後者就該五馬分屍千刀萬剮。”《黃金時代》在黑色幽默的反諷與消解背後，留出了這樣一個缺口，即美好的、蘊含人類感情的*是無法被設定的，它源自本真的生命衝動：“她再也不想理會別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間把一切都遺忘”。權力無法控制這種衝動，只好無視它的存在：“但是誰也沒權力把我們五馬分屍，所以只好把我們放了。”
《黃金時代》因其繁複的多義性與狂歡書寫，而成為評論者解讀不盡的文字。有人從中讀出的是“反抗”：“他們在原始森林隨心所欲的生活以及被收審挨鬥表現了箝制與反抗、命運設定與反設定、情感萎縮與生命激情、權力場與精神自由、健康的性與政治對性的專制之間的針鋒相對的衝突及特定年代裡中國人集體的窺淫癖、*/受虐畸形性心理。王二和陳清揚的輕鬆遊戲消解了一切神聖、虛偽、道貌岸然……王小波以喜劇性的反諷筆調宣告了他們與瘋狂勢力衝突中的不可戰勝。”（張伯存《不應扯上王小波》，《文學自由談》1998年第1期）而戴錦華認為王小波的小說超越了“*書寫”與“抗暴英雄”：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1994《黃金時代》（4）
它所指涉的固然是具體的中國的歷史，首先是我作為其同代人的夢魘記憶：“*“的歲月，但遠不僅於此，它同時是亙古巋然的權力之輪，是暴力與抗暴，是*與受虐，是歷史之手、權力之軛下的書寫與反書寫，是記憶與遺忘。在筆者看來，王小波及其文學作品所成就的並非一個挺身抗暴者的形象、一個文化英雄（或許可以說，這正是王小波所不恥並調侃的形象：抗暴不僅是暴力/權力遊戲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且間或是一份“古老”的“媚雅”），而是一個思索者——或許應該徑直稱之為知識分子、一次幾近絕望地“尋找無雙”——“智慧遭遇”之旅；它所直面的不僅是暴力與禁令、不僅是殘暴的、或偽善的面孔之壁，而且是“無害”的謊言、“純潔”的遺忘，對各色“合法”暴力的目擊及其難於揹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