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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論者卻撇開作者的原意闡釋賦予的“先有”、“先見”而直入文字，夏中義、富華的《苦難中的溫情與溫情地受難——論餘華小說的母題演化》（《南方文壇》2001年第4期），卻持有不同見解，或者說是帶否定性的批評。他們認為從《在細雨中呼喊》表現的“苦難中的溫情”到《活著》推崇的“溫情地受難”，其紙背卻正策動著一場價值譁變。“餘華所以尊福貴為偶象，是企盼自己乃至中國人皆能像福貴那樣‘溫情地受難’”，即增強全民忍受苦難的生命韌性，“以期誘導當今中國人也能‘溫情地受難’”。韓東甚至寫了一篇《為窮人和弱者的寫作質疑》（《作家》1995年第10期），反對“為窮人和弱者的寫作”。更有人指責他反叛先鋒。
其實，餘華執意要講述一個普通生命的生存狀態與過程的， 且先看餘華對《活著》的原意闡釋：“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活著·前言》，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 餘華髮出這樣感慨：“我覺得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活著。《活著》裡面的富貴是最尊重生命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死去，但他卻那麼珍重生命，認真而堅韌地活著。”（張向陽《活著：一個作家筆下的人生》，《齊魯晚報》，1999年3月28日）“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正是《活著》，使他“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餘華作品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餘華本不應該承擔過多的指責，餘華面對質疑，顯出了無奈。餘華在《兩個問題》（《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中這樣說：“我感到一位真正小說家應該精通現代敘述裡的各種技巧，就像是一位手藝工人精通自己的工作一樣。我便像一位在手藝上的精益求精的工人，從事自己的寫作。就這樣，我被認為是先鋒派的作家。”“我覺得我還沒有能力去反叛先鋒文學，同時也沒有能力去反叛自己。應該是我個人寫作的延續，事實上作家都是跟著敘述走的……”（餘華、楊紹斌《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在作家的理解中，寫作中敘述慾望的節制和敘述者的退後，完全是一種寫作上的需要，而真正的自我依然執著地存在，而且變得寬廣起來。因為寫作對於作家來說，就是自由精神的伸張，而究竟是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去接近作家理想中的真實與美好，顯然，應該由作家本人決定與選擇。這完全取決於作家的心靈需要、思想需要還有精神需要，甚至是精神價值判斷，因為作家在寫作中對筆下的人物是帶有崇高的責任與使命感的。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1992《活著》（4）
在中國本土，有關“先鋒文學”的由來問題，目前最流行的說法是指八十年代後期出現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創作，陳曉明在《最後的儀式——“先鋒派”的歷史及其評估》（《文學評論》1991年第5期）中認為：“當代的‘先鋒派’……這個最稱呼的最低限度的意義是指馬原以後出現的那些具有明確創新意識，並且初步形成自己的敘事風格的年輕作者。他們主要有：馬原、洪峰、殘雪、扎西達娃、蘇童、餘華、格非、葉兆言、孫甘露、北村、葉曙明等人，此外還有一些正在嶄露頭角且頗有潛力的新秀。”陳曉明在《中國先鋒小說精選·序》（《中國先鋒小說精選》，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中，認為1987年是中國先鋒文學的歷史紀元，因為這一年末，上海的《收穫》雜誌在第五、第六期連續發表了蘇童、餘華、孫甘露等人的作品。李劼《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上海文學》1987 年第3期）、《論小說語言的故事功能》（《上海文論》1988年第2期）及《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鐘山》1988年第5期），吳亮發表《向先鋒派致敬》（《上海文論》1988年第1期），推動這批作家向小說文體更為精緻的寫作方向發展來劃分出一個與“八十年代文學”相對立的文學時代，將這批南方作家的創作界定追加為“先鋒文學”。但在當時的評論家眼裡，他們並沒有強烈的“先鋒文學”的意識，創作延續了新時期以來文學形式上的探索，並從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成功經驗中直接獲得滋養。並且普遍認為先鋒應該是大多數人看不懂的東西，是一般讀者和觀眾所不能理解的。延至當下，有論者甚至提出中國本
